伯乐不一定成就好事

千里马的马前马后，总有一位高人，他的名字叫伯乐。于是韩愈有过沉重的感慨：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昌黎先生此言一出，遂成中国著名的递推公理，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痛点。

人才希冀遇见伯乐，岂是久旱盼甘霖可以譬喻的？李白诗歌写得绝好，但命格里缺贵人扶持。于是他给荆州长史韩朝宗写信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长史究竟有什么建树？只是名声在外，实难寻出实绩。李白为何将他捧上南天门？原来韩朝宗还兼任山南东道考察人才的职务，李白这匹文学千里马，还需得“韩伯乐”来认证贴上标签，才能快走踏清秋。要是没有李白的恭维，韩朝宗之名岂能流布至今？伯乐与千里马，其实脱不干净“赏识”与“知恩”的关系。问题就出在这里，于是互相吹拍，彼此标榜，你不指我牙黄，我不说你口臭，一俊遮掩了百丑，颇能吻合人情中国的氛围，至于伯乐与千里马应尽的社会责任，大可退居其次。

还有一个问题，庄周在《马蹄》一文早有揭露：吃草跑跳，马之真性也，伯乐养马驯马到挑选出千里马，简直是对群马的戕害。把群马关在马厩里，剃发刷毛，钉掌烙印，上套络头下使绊，还要划分等级饲以质量数量不同的马料。禁不起折腾的“凡马”，十匹之中死去两三匹。一匹千里马闪亮登场之际，就是无数“凡马”出局之时。出局的无数“凡马”，那真是只有当牛做马了，“凡马”当然不服气，于是就跟人作对捣蛋成为“害群之马”。造成“害群之马”谁之罪？伯乐难逃其咎。

伯乐在当今，也并非一律形象光彩。普通中学的伯乐为了培养“千里马”，就放弃绝大多数学子缔造一个“清北班”，苦心孤诣瞄准清华北大这两颗“巨星”。学校人为制造的此种“两极分化”，早就闹得怨恨纷纷，至今不见平抑“民怨”的“药方”出笼。有的考察提拔干部的伯乐，有组织意图开道，对内定提拔者的考察，总是忽略众多埋头苦干“凡马”的存在，对内定者总是见其精而忘其粗，乃至“带病提拔”，待出了事犯了法曝了光，众多“凡马”无不挖苦讽刺曰：此马果然是“千里之马”！寻常可闻的“民怨”与“挖苦讽刺”，不要说是形成某种思想，像硝镪水一样侵蚀着华夏文明的灵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万年雪山滴出窟窿。

伯乐与千里马，需得摆正关系。伯乐不一定成就好事，并非一定要把伯乐尊崇到南天门给玉皇大帝盖瓦的高度。让伯乐走下圣坛，这是韩非先生的呼吁。《韩非子·说林下》主张伯乐相马，应该让他最不喜欢的弟子去相千里马，让他最喜欢的弟子去相拉车的马。何以这样安排？原来千里马可遇不可求，指望一匹千里马横空出世，会耽误日常事务。而拉车的马看似寻常毫不起眼，但日常事务须臾离不得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