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请陈独秀赐赠墨宝

陈独秀、老舍，因抗日烽火流亡到重庆。在《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收录的陈独秀致台静农104封简牍中，有5封提及了老舍，披露了陈独秀与老舍鲜为人知的友情。老舍不仅专程从重庆赴江津探望陈独秀（本报2016年10月21日曾报道），他还请陈独秀留下了墨宝。

陈独秀在书法理论和实践上，也有很深的造诣。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他的书法就受到了普遍的赞赏，名重大江南北。他有不少书法作品传世，大都是在监牢里和出狱后写下的。在羁押期间，来探视他的，除了朋友、学生，还有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有知其善书者，便备上厚礼，请他留下墨宝。

抗战爆发后，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他给一名来求字的侦缉队长写了“还我河山”和“先天下忧”两条横幅，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同声讨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陆军上将何应钦请他写字，他提笔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相赠。这不仅是陈独秀自明其志，更是对领兵抗日的何应钦将军的鼓舞和激励。

出狱后，他拒绝了各种诱惑，流亡到大后方，蛰居江津，潜心学问，留下许多书稿和书信墨迹。

老舍自1940年3月远赴江津拜访了陈独秀后，对这位学识渊博经历非凡的前辈无限崇敬，始终念念不忘。他对陈独秀精湛的书法艺术早有所闻，并心仪已久，希望能得到陈一幅墨宝。于是，他便托他们共同的朋友邓仲纯捎去了一张宣纸，特意请陈独秀留墨。与老舍同住白象街《新蜀报》馆院内的作家姚蓬子，也请邓仲纯同时捎去了一张宣纸。陈独秀收到邓带去的两份宣纸后有些踌躇。他在1941年5月21日给台静农的信中写道：“音韵表已由仲纯兄转来，并交来二纸，一为老舍者，一为姚君者，老舍的自然很愿意写。前年《新蜀报》副张为共党无理的攻击我，不知其时姚君已在彼中主持否？近闻姚君又回到共党了。我对任何人无成见，惟虑他们有成见，以开玩笑的心理令我写字，我则不欲写也。姚的不写，老舍的也只好从缓。”

1938年，陈独秀出狱到武汉后，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和康生，大肆攻击他是汉奸，是每月拿日本人300元津贴的间谍，令陈独秀有口莫辩，不胜其烦。到重庆后，攻讦他的余绪未了，不时还有鼓噪之声。1939年，《新蜀报》文艺副刊就曾发表过攻击他的文章。

姚君即姚蓬子，1927年参加共产党，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组宣传部长。1933年12月在天津被捕，1934年5月在《中央日报》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随即被释放，1938年3月，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为曾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对姚蓬子这段经历是了如指掌的，但对姚蓬子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的一些作为，他却不甚明了。从信中的寥寥数语，足可看出陈独秀对老舍、姚蓬子泾渭分明的态度。信中那句“老舍的自然很愿意写”，不仅道出了陈独秀对老舍特有的好感，更是对他们业已建立起来的友情极为珍视。而要为姚蓬子写字，他得仔细思量。

过了一段时间，或许是他已了解到，在《新蜀报》攻击他时姚蓬子并未主持副刊编务，或许是出于“我对任何人无成见”，于是陈独秀又把为二人写字提上了议事日程。他在给台静农的信函中说道：“舒（注：舒庆春，即老舍）、姚二君属写之件，稍迟必为之一涂。”

大约在1941年6月中下旬，陈独秀便将两幅写竣的书法作品，按照台静农提供的通讯地址，寄给了老舍和姚蓬子。至于写给老舍的书法内容是什么，未能见到相关的文字记载，现已不可查考了。

陈独秀是个细心的人，且记忆力极强，对朋友的事他总是十分挂怀。两幅书法作品寄出将近两月后，却没有收到老舍的回信。他不放心，于是，在给台静农的信中又提起这件事：“为舒、姚二君所写字条早已写好寄去，不知收到否？通信时可便询之。”

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谦谦君子，为赠送给老舍一幅书法作品，他竟在致台静农的三封信中念念不忘，从中也反映出了他对老舍所怀有的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