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教育改革新困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改革举措取得明显成效。随着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持续深化，一些新问题、新矛盾随之浮现出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如何补好这些教育事业的短板，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成为住渝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

黄燕苹：“翻转课堂”不能“草草上马”

本报特派记者 李祥/文 龚伟/图

“基础教育阶段应谨慎推广‘翻转课堂’，不能操之过急、草草上马！”住渝全国政协委员黄燕苹通过深入调研，在全国两会上言之切切。

何为“翻转课堂”？黄燕苹介绍，其源自美国，以录制PPT演示文稿和教师实时讲解的音频来帮助学生补课，后来逐渐演变成“课前在家里听、看教师的视频讲解，课堂上在教师指导下解答疑问和完成作业”的全新教学模式。从2011年开始，“翻转课堂”进入中国的学校教育，并于去年1月被写进《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标志其正式进入我国课改范畴。

长期关心教育改革的黄燕苹，对这一写入“十三五”规划的“美式教育模式”十分关注。然而，在一系列调研后，她却对“翻转课堂”的推广有了不少担忧。

“有资料表明，国外实验研究发现 ‘翻转课堂’效果较传统教育并无太大突破，在国内的效果也还缺乏实证研究。”黄燕苹直言，近期她在中国知网上以“翻转课堂”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共搜到20098篇论文，但都没有发现关于利用“翻转课堂”能否提高中小学教师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效果的相关实验研究。

在黄燕苹看来，实施“翻转课堂”需要硬件和软件的支撑，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有条件实施，也并非所有的家庭都有经济能力承担学生学习所需要的设备，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缺乏进行“美式翻转”的条件。这是她对推广“翻转课堂”是否会引发新的教育不公平的另一个担忧。“我国城乡教育信息化目前仍不均衡，信息化教学存在较大差距，城市学校教师使用信息化辅助教学已呈常态化，而农村教师多数还处于探索阶段。”

此外，黄燕苹指出，“翻转课堂”的核心是将课堂上学习的内容翻转到课外由学生自己通过看、听视频等完成，看、听视频等音像资料的时间无疑会增加学生课外负担，这与减轻学生过重课外负担的初衷相背离。

“在调研中，我们还特地面向教师设计了调查问卷，通过对收回的141份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其中68.8%的教师认为‘翻转课堂’可以尝试但不可常试，仅有11.3%的认为值得推广，另外19.9%的教师持完全反对态度。”黄燕苹说。

“鼓励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模式值得提倡，但推广‘翻转课堂’须扎实开展实证研究。”黄燕苹呼吁，我国相关部门应尽快从能否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效果、能否避免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等方面开展实证研究，用实证研究论证推广“翻转课堂”的必要性。

同时，她建议推广“翻转课堂”必须综合考虑校情、学情、学段、学科和教师素养等因素，对有条件的学校可以推行，没有条件的则要因地制宜， 避免“一刀切”。另外，要适时召开教学研讨会、经验交流座谈会等，不断总结应用“翻转课堂”的成功经验，制定“翻转课堂”的评价标准。

杜惠平：定向师范生还需精准“定向”

本报特派记者 邓永宏/文 张异/图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院长杜惠平这几天谈得最多的是教育，因为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领域。

赴京前，杜惠平在机场面对“包围”着他的媒体记者，轻言细语、神态自若地谈起了教育。在北京委员驻地，他仍然十分谦和、友好地向记者谈起教育的方方面面：

“小学数学是一个学科，是人生的一个启蒙点，是对万事万物的初步认识，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城乡教育要各美其美，不是一个模式发展，只要能培养出有愿景、有动力、有方法的学生，就算成功”……

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大话题，切入点特别多。在会议期间，杜惠平打算提交《关于进一步完善定向师范生政策的建议》。他认为，定向师范生政策作为解决农村尤其是偏远艰苦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资源紧缺现状而制定的措施，为充实相关区域教育力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教师事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定向师范生政策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这些问题，杜惠平已持续关注多年。他笑称，这些问题虽不是大问题，没有无法弥补的缺陷，但作为政协委员，思考问题必须要有前瞻性，要把容易忽视的隐形问题及早地提出来，不断完善。

这些问题包括：现在的定向师范生政策，可能导致未来农村地区小学师资队伍的构成变得单一化，来源更加狭窄；定向师范生通常只能定向安排在生源地，跨区域流动几乎不可能；当前的定向师范生重视“严进”而无“严出”，未设计合理的淘汰及退出机制；招生录取时没有准确定位的定向师范生，由县、市、区制定或随机分配到学校学习各种专业，导致一些学生在进行音乐、体育、美术及其他小学科专业学习时进步缓慢，无法胜任相关专业的教学。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杜惠平有自己的思考：

更加注重政策执行中各方主体的广泛参与，尤其应建立有效机制保证定向师范生能够进入政策议程，确保其有效表达利益诉求；

应建立合理的定向师范生退出、准出和清退机制，可通过试点探索方式，允许定向师范生和非定向师范生在校期间进行二次选择；

各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认真调研本地区不同学科师资的实际供需数量与结构情况，科学地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学科教师紧缺问题。对不同学科的师范生进行差额化资助，激励和引导他们选择紧缺学科；

适当调整定向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对其工作、就业予以更多合理的、人性化的处理。可为去农村从教定向师范生明确服务期满后给予轮岗上的定向，给予定向师范生一个明确可期的职业发展前景。

这是杜惠平关于定向师范生如何更精准“定向”的思考，探索与实践或许更是他的期待。

刘占芳：大学生不合格，淘汰！

本报特派记者 张异 文/图

“高校应树立学生淘汰管理理念，强化刚性退学管理机制，激发学子们读书学习和研究的动力，从而保持并提高高等教育人才的质量。”昨日，在谈到如何提升高校教育质量问题时，住渝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院长刘占芳如是说。

“高校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存在缺席逃课，上课玩手机打游戏，学习不主动，课前无准备、课后不复习的现象。”已从事28年高校教学的刘占芳对此有着深刻的感受。他说，现在很多老师事实上已降低了要求、降低了考试难度，否则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将拿不到学分，很多都无法正常毕业。“部分学生学习目的就是考试拿学分，然后毕业找工作，价值观和人生观相当肤浅。”

高等教育的核心是质量而非数量，通过严格考试达到要求毕业，是起码要求。刘占芳告诉记者，好好学习，达到基本的教学和技能要求，最终考试合格，这是一名合格大学生应该达到的最基本条件。“这个底线不能突破，否则，高等教育的质量无从谈起。”

高校扩招，一方面给更多年轻学子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也给高校提出了在增加学生数量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刘占芳了解到，近年来不少用人单位反映，现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质量呈下降趋势。“每年大学生就业也成为政府着力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发展需要大量人才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另一方面，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质量不高，满足不了社会需求。”

为此，刘占芳认为，大学毕业生并非越多越好，质量才是关键。毕业拿学位不能寻求“大干快上”，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行宽进严出，在弱化高考于基础教育中指挥棒作用的同时，高标准、严要求保证教学质量。另外，他认为，还应严格控制毕业门槛，逐渐降低所谓名校和一般学校毕业生的差异，这有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助于扫除大学排名的浮躁之风。“目前教育部门有退学管理规定。因此应强化这个机制，树立淘汰思想观念，提高毕业生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