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民日报》记录三峡

作为一个生长和工作在三峡万州的记者与作家，多年来我就为各级报刊写稿。而使我感触颇深并且心怀感激的是，《人民日报》作为全国最大的一个宣传平台，这十多年来在副刊版发表了我的多篇文章，给了我一个记录三峡、宣传三峡的机会。按年月排开样报，那一个个标题，一排排铅字，都在眼前跳动起来，述说起来，把我带回那些难忘的岁月……

2002年，三峡移民清库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在万州，我那位于175米淹没线下的老家已经拆迁，城市园林工人正在用力地搬走我家那棵百年黄葛树。走在废墟上，我感慨万千，一方面对祖孙三代居住的老宅院恋恋不舍，另一方面又对提高了水位线也即是提高了档次的新家园充满憧憬。于是我写了篇《永别老屋》的散文，发表在12月7日的《人民日报》副刊上。我叙写了当时的心情：“看来这一次是永别故居了。我曾想自己掏钱请人移走老宅院的见证黄葛树，但深知那树盘根错节串连极远，且又年迈体衰，移走极难。女儿提醒我：何不去找找黄葛树新发的嫩枝，在新房楼下栽插，那嫩枝是很容易成活的……”后来我们住进了新家，我家黄葛树也移栽到平湖滨江路上，长出了新枝。有一次，原先我们故居三马路药王巷的街坊邻居们在公园聚会，我把报纸复印件分发给他们，大家读得来谈得来热泪盈眶，有的还把样报珍藏起来。

住进了新居，开始了新的生活，新春佳节跟往年一样却又颇有新意地来到了三峡。搬迁第二年，我写了篇《三峡闹新春》，发表在2003年2月8日的《人民日报》副刊上。我这样写道：“三峡闹春，年年翻新，再有经验的人也没法预测来春又闹出些啥名堂来。闹春上了一个大台阶，单一的春闹得复杂起来，肤浅的春闹得厚重起来，平面的春闹得立体起来，扰人烦人的闹法从根儿上变得使人赏心悦目，口服心服，哪个年龄层次的人再会怀疑自己置身于春之外，再会怀疑自己不是闹春人呢！”

时间过得真快呀，当年的懵懂少年倜傥青年如栋壮年转眼已届花甲之年。2009年《人民日报》举办了“放歌60年”征文比赛，我这位花甲老人也参加了，写了篇《如花的甲子》，发表在5月23日的副刊上。我说，花甲花甲，不就是甲子如花么？之前的而立也好，不惑也好，知天命也好，有这个“花”字么？当如花的甲子连缀起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你料想不到那花簇拥的是一个怎样的甲子，那甲子绽开的是一种怎样的花。此后在我们这里每年的重阳节老年人聚会上，都有人朗诵这篇《如花的甲子》，那种场合，花甲老人们都扬眉吐气乐滋滋地开成了一朵又一朵花！

在三峡这些如花似朵的老年人中间，人们都知道有个文化名人叫何其芳。说来也巧，何其芳和笔者都是万州人，都是万一中校友，还都是诗人。我于2009年出版了长篇叙事诗《老乡何其芳》，以纪念这位出自三峡的文人。2012年3月2日，我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写老乡何其芳》的文章，抒发了这样的感受：“何其芳家乡的作家数十年来都没有忘记何其芳，非但没忘记，而且时时处处有意无意都在以何其芳的文学道路作引领，何其芳奉行的、被毛主席大加赞赏的‘认真’二字如同火炬，照亮了我们文学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潜心创作，努力工作，毫不懈怠。”

紧接着，2014年，我又出版了长篇散文《巴山老知青》。这是我当年作为一个三峡知青，于18岁至38岁期间在大巴山区艰苦奋斗过程的一个忠实记录，我有多少酸甜苦辣要叙写，有多少由衷之情要倾诉，有多少心得体会要表达！4月1日，《人民日报》读书版刊登了《我写“巴山老知青”》，使我有机会在这里谈谈内心的感受。我写道：“这本书有别于其他知青题材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描写的知青群体一是下乡自觉自愿，二是卸了城市户口和商品粮，三是去到中国内地。这类知青成了多年以来被文学作品描写所遗忘的群落，这样的地方成了多年以来被人们视线所忽略的角落——而我愿意把写作的眼光投向这里。”

写不完的三峡，记不够的三峡。三峡是我的家乡，关注三峡，记录三峡，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纵年事已高仍心向往之。《人民日报》伴我用文字存留三峡，回味三峡，我伴《人民日报》用媒体人的视角报道三峡，描写三峡，我想我与《人民日报》的这种缘分怕是此生难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