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世虑与桃源间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并未挺进时代潮头激昂文字，也不曾全然脱俗物我两忘，他们在三尺讲台上营造了一个介于齐家与治国之间的建功格局，播种着传递中华千年香火的家国情怀——我们称他们为“先生”。

叶圣陶便是这样一位先生。1938年的一个月夜，先生从北碚登船前往温泉公园。在躲避战火的岁月里，这本是一次难得的休憩之旅，但他说：“何能忘世虑，休说问桃源。”

当年2月，他应邀到巴蜀学校任教，在渝州大地上开始了中学教育实践。笔者赴巴蜀中学探寻了叶圣陶先生在渝工作时的点点滴滴。

情系家国梦

战时西迁入渝者众多，刚到重庆时，叶圣陶发现，想在重庆办学或从事教学非常困难，“重庆学校俱川人势力，至难插足”“现任教员失业者且繁多，复何容我插足其间”。但在同乡、同学周勖成的帮助下，他很快就被巴蜀学校聘为中学教员，不到一个月便重回讲台。

战时教员谋职不易，就连巴蜀学校创始人、国民政府四川省军政要员王缵绪的家塾先生也因教育方式不够先进而没被录用。但校长周勖成深知叶圣陶在新式学堂国文教育的实践中颇有见地，也充分了解和信任这位昔日同窗在教育事业上的才情和志愿，于是在聘任过程中作了大量工作，将尚无中学教学经验的叶圣陶聘为了中学教员。叶圣陶非常珍惜好友为自己争取到的教学机会，多次婉拒了其他学校的邀请，从入渝到离渝一直没有离开巴蜀学校的课堂。

全面抗战爆发后，入渝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每沦陷一个省份，巴蜀学校就会专门为这一省份的学生开设班级，如辽宁级、吉林级、黑龙江级、绥远级、热河级、察哈尔级、宁夏级……叶圣陶执教的班级正是吉林级和黑龙江级。

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表达了对沦陷故土的无比思念、对外敌入侵的愤慨。谈到沦陷区，他说“只有地下工作才有意思，除此则毫无道理也”；从四川返回重庆，他看着东去的长江喟叹“滔滔江水未归人”；在川期间，他还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后援会”，以笔为戟，支援前线将士抗日救亡。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叶圣陶在大后方为巴蜀学校校歌作词：“……我们的大西南正待开发，我们的新中国正待建造，巴蜀学校，巴蜀学校，愿在这大事业中贡献最大的勤劳。”先生创作的校歌是巴蜀学校第三首校歌，与前两首相比，它放大了治学与办学的格局，将落脚点置于家乡建设、中华崛起之上，强调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富有爱国主义情怀和时代感，因而传唱至今。

精修春蚕业

家国情怀，其传承离不开三尺讲台。

在渝期间，叶圣陶同时负责初一、初二的国文教学，除讲课文外，还要教作文。两个年级的作文共有七八十本，每次课后他得花三个半天的时间才能批改完，工作节奏相当紧张。不久后，为了进一步解决家庭生计问题，叶圣陶又在周勖成的帮助和支持下到北碚复旦大学和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兼职，虽然往返山城南北舟车劳顿，但他仍未懈怠对日常教学的反思。

在渝任教一个月后，他发现所用教科书“文章不配十余龄学生之胃口”，反思自己编的教材可能也存在不切实际的问题。他警醒道“闭门所选之车难合外间之辙”，进而作出结论“至少初中国文教学还得另起炉灶，重辟蹊径也”。又过了两个月，他又察觉“书上讲得好是一事，学生能否容受又是一事”，进一步反思国文教材编写与使用存在的问题。于是，他在大西南一边教书，一边精心编写了《记地之文选》《记人之文选》《国文精读文选》《抗建国文教材》《中学精读文选》等各类教材，甚至还为台湾省编辑过《国语教本》。

据巴蜀中学校史记载，叶圣陶认为语文课的主要教学目的是传授中国语文知识，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思想教育则主要通过传授语文知识潜移默化地进行。他以《纪念白求恩》一课为例，详细分析了语文课应该坚持的教学过程框架，强调不能脱离字、词、句和篇章结构空谈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

叶圣陶的务实精神不仅体现在理念上，更注重从实践中不断提炼。1959年8月，为做好汉语拼音方案的教学，作为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决定到基层调研。鉴于当时的巴蜀学校具备小学、中学一贯制教育体系，有利于教学试验，他选择了该校作为试点，并在巴蜀学校和位于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进行了实地调研。在与师生座谈中，他深刻体会到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并在1962年撰写了《语文教学二十韵》，以朴实、平易的语言，述说自己的情怀，阐明语文教学的真谛。

教亦多术矣，运用在乎人，孰善孰寡效，贵能验诸身。

为教纵详密，亦仅一隅陈，贵能令三反，触处自引申。

陶不求甚解，疏狂不可循。甚解岂难致？潜心会本文。

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

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惟文通彼此，譬如梁与津。

学子由是进，智赡德日新。文理亦畅晓，习焉术渐纯。

操觚令抒发，二事有可云，多方善诱导，厥绩将无伦。

一使需之切，能文意乃申，况复生今世，交流特纷纭。

二使乐其业，为文非苦辛，立诚最为贵，推敲宁厌频。

常谈贡同辈，见浅意殷勤。前途愿共勉，服务于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