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国庆节

偷听北平“敌台”

1949年秋。我二哥在重庆南岸四公里西南中学(今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教书，我也随兄在该校就读。那时我仅11岁，可能是全校最小的学生。我二哥叫我住在他的寝室里，方便照顾我。

10月1日晚，我年纪小，瞌睡大，早早入睡了。

“弟娃、弟娃，醒醒！”我二哥边摇边喊把我弄醒。“什么好听的歌？”我诓眉诓眼地问二哥。他有部五灯真空管收音机，就像今天有辆兰博基尼跑车一样稀罕。我哥俩都喜欢音乐，我“命令”我二哥，他听到什么好听的歌，一定要叫醒我，哪怕我睡着了，不然，我饶不了他。“快听那边的广播！共产党在北平建国了，国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二哥那时22岁，是个进步青年，买这个昂贵的短波收音机就是为了收听“敌台”。电波有较强的干扰声“啾——啾啾——”但也大体能听明白。

北平的电台在播放庆祝游行的口号声、欢呼声，播音员在播报新闻。那年头，我二哥不时偷偷地给我讲些国家大事。国民党腐败透顶，气数已尽，共产党必将解放全中国，中国必将走上自由民主富强的道路。那时我就知道了“朱毛”。那天晚上，我还知道了刘少奇和周恩来。

“去买盅花生米来吃！”兄弟俩每逢喜事就买一大盅(搪瓷缸子)五香花生米来边吃边庆祝。每次都是由我去学校小卖部买。那一晚我俩吃到深夜，二哥又给我讲了一些关于共产党的故事和新事。

第二天，我好兴奋，好想告诉我的好朋友，可二哥千叮咛万嘱咐“不可对任何人讲！”三五天后，我实在憋不住了，便偷偷告诉了班上最好的聂恩荣和李强。谁知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国民党那时已丧失民心，人人都盼望着共产党早日到来。

举着铅球游行

195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逢五逢十是大庆，重庆市举行各界庆祝大游行。那年月国家欣欣向荣，我老爱唱一首歌：“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生活天天向上升。青年人怀着远大的理想，老年人越活越年轻。”

那时我16岁，在重庆一中念初三（因刚解放的动荡缀学近三年）。我学习努力，成绩优异，是全校最顶尖的学霸。老师同学对我都很好，我也坚信祖国的富强会给我远大前程。我怀着饱满的热情去参加国庆游行。

凌晨五点，学校的起床钟声敲响。校广播站播放着《骑兵进行曲》。六点正，游行的师生们步行出发了。我们一路欢笑一路高歌。恰逢黎明时分，晨光熹微，东边天际由鱼肚白渐现红光，我们的生活正如这越来越艳的朝霞。我们花了两个小时，走了近十公里路到达了上清寺重庆六中(今求精中学)集合地。队伍整理停当后每人发了一个面包，八点半出发向解放碑行进。

全市的学生队伍由我们一中打头，重庆大学垫尾。队伍的最前面是“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三个方阵，每个方阵120人。那时我已身高1米75，被选入“身体好”大队。比我高的前十几个同学被分配去抬“身体好”三个大字牌。不知因身高还是因模样，我被编入了第一排。

“身体好”大队都临时配发了背心短裤，每人手持一项体育用品，篮球、足球、标枪之类。领队的体育老师是我班的班主任蒋自若老师。他给“身体好”大队的同学分发体育用品。他走到我跟前把一个黑不溜秋的16磅铅球给了我。所有体育用品中铅球最重，无把无孔无绳最难携带。蒋老师把铅球递给我时特别用目光向我示意，我立刻明白了：“我是你班主任，这个最难伺候的铅球不交给你交给谁？”

我为师长的信任而感到荣耀。那年月，我们真有迎难而上，哪里需要到哪里去的自觉。那天，我举着沉重的铅球，左手右手换来换去，不以为苦，反倒些微地怜惜那些持轻巧的羽毛球拍、垒球棒的同学。在行走十多公里的十万人队伍中，我一定是最吃力又最自豪的那万分之一。

天安门观礼

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大阅兵、大游行、大庆祝。

改革开放三十一年了，私营企业主有了一个光彩的称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党中央决定选拨五十名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上观礼台观礼。

我先被市里选为“六十年特殊贡献六十人”（其中有28人已去世，如邱少云、刘文学)，这是生我养我的家乡给我的最高褒奖。当我接到天安门观礼的通知时，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尽管那时我已71岁。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天安门就是国家的象征。中国人把对祖国的依赖、眷恋、热爱、崇敬、护卫，全都凝聚在天安门上。从我明白自己出身不好的那一天起，我就从未奢望过上天安门观礼，尤其是成了私营企业主后更是断了念想。我以为，一个“私”字就远远拉开了我和天安门的距离。可我的“以为”错了。

观礼那天，我的精神始终处于亢奋状态，总是在升华。耳内始终回响着近旁军乐团的检阅音乐，眼里始终行进着威武雄壮的受阅部队，脑中始终有无数的过往画面在显现：我优秀的学习成绩单，我的奖状，我的受批挨斗，我的“牛棚”生活，我的各类作品，我的创业，我的创新，我的“走出去”，我的至爱亲朋，我的成千上万的员工……也有我和我二哥偷听北平“敌台”，我举着铅球游行的画面。君莫笑我，虽历尽沧桑，那恢宏的场面真令我精神游弋甚至灵魂出窍。

那一天骄阳似火，中山装里的衬衫几乎湿透。我们都没戴帽撑伞，我的脸从未这样久久地曝晒过。事后，我的脸掉了一层皮，脸上一圈一圈的红皮白印。我笑对自己说，这是我的母亲国奖给我的天安门观礼勋章。（作者系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原重庆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