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优先，如何全面发力？

“就业优先”成了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

如何全面发力，促进就业稳增长？住渝全国政协委员们从政策支持、法治保障、“阳光仲裁”、观念转变等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真知灼见。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王济光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稳”就业

本报北京讯 （特派记者 张异/文图） 3月10日凌晨，北京会议中心委员驻地，住渝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房间里的灯依然亮着。两会期间，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常态：此前准备的9份提案都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然后再提交。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凸显，新的影响因素还在增加，必须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细心的王济光发现，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就业达30次。如何稳就业，也是他今年两会关注和思考的话题之一。

“和谐劳动关系是推动‘稳就业’工作的核心内容。但目前我国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王济光认为，内部原因源于企业内部协商机制亟待健全。主要表现在工会或职工代表在集体协商谈判中施主权不足、企业内部协商机构覆盖不全、职能发挥不够等方面。

说到外因，王济光分析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劳动纠纷大调解格局有待完善。主要是部门之间的调解协作机制不够健全，调解资源未整合，未形成稳定的长效工作机制。二是缺乏有效预警机制。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经常不签劳动合同、不参加社会保险、收取押金、不执行休息休假制度，在出现劳动纠纷之前，因无法形成预警而难以进行先期调解。三是调解结果执行不力。比如，集体劳动争议进行仲裁调解后，法院要求劳动者单独申请强制执行，一宗集体案件变成十几甚至上百个案件，执行效率低下。四是劳动仲裁工作保障亟待加强。很多基层劳动仲裁机构“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导致有案不敢受、审理粗糙、裁决不精准、超审限处理等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保证劳动关系和谐稳定？“首先要夯实基层协商机制，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王济光说，要从稳步推行集体合同制度，建立健全协商规则及风险预警机制，推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建议书、司法建议书制度，建立健全企业劳动用工管理能力提升机制等方面入手，做到企业内部劳资纠纷及时就地调处。

在构建大调解格局方面，王济光建议，要从建立健全纵向以省、市、区、街镇、社区、企业（行业）为主体的层级网格，横向以综治、司法、劳动、行业主管部门和工会“五位一体”的调解体系，引导当事人主动选择、自愿接受调解服务，提高纠纷解决实效。

“提高调解执行力应从两方面入手。”王济光提出，一是提升劳动仲裁员的整体素质，二是推行劳动仲裁的网络化、信息化建设，实行“阳光仲裁”及线上、线下深度融合，足不出户实现维权，并逐步实行仲裁裁决书网上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除了机制的健全，调解执行力的提高，王济光认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还需创新“调裁审”衔接机制。“应加大调解与仲裁的衔接，对调解不成的争议案件，及时引导进入仲裁程序，并开设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绿色通道；同时加强仲裁机构和法院的沟通，赋予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查权，仲裁裁决先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再做出相应裁定，使仲裁真正成为诉讼的前置程序，真正实现仲裁与诉讼的对接。”言语中，王济光充满期待。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杜惠平

撑起法治保障伞“护”权益

本报北京讯 （特派记者 文博/文 王加喜/图） 3月的北京，春光明媚。政府工作报告释放的利好消息亦如这春光一般让人心情大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促进就业稳增长值得我们深入思考。”3月7日，住渝全国政协委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院长杜惠平在接受采访时，微笑着说，在他看来，千万条保障措施中，法治保障是很重要的一条。

霸王条款、拖欠工资、劳动者“被加班”、职业病维权难、群体性上访、劳动争议直接对簿公堂……杜惠平精简地用了几个短句，给劳资纠纷“画像”，但这背后的思考却很长。

这位常年从事高等教育的儒雅学者，在过去的一年中，聚焦劳动者合法权益法治保障问题，拿出治学的态度深入中小企业调研，与企业主交流，与劳动者谈心，与法律工作者探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劳资争议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劳资矛盾衍生出许多负面现象，处理不慎就会引发暴力问题。”杜惠平分析，这主要源自劳资关系内外部环境协调失衡。一方面，内部协商机制不健全。一些企业长期在集体协商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工会或职工代表依附从属，从而丧失了维权的话语权，导致劳动者更倾向通过诉讼解决争端，而这在非公企业中表现更甚。另一方面，劳资关系外部环境堪忧。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资源未全面整合，协作机制不健全。事前预防、先期调解缺少有效机制，常态化实时化监控缺乏支撑。与此同时，仲裁与诉讼的实质分离也造成仲裁监督空白，使得劳动争议案件进入诉讼成为常态，最后的调解结果还存在“执行难”。

“劳资关系的内外部环境改善，法治的护荫必不可少！”杜惠平举起手中的笔，仿若举起一把伞，这把“伞”里有着他对企业行业协会制度规范进入法律程序的期盼，他建议以成文法律法规明确职代会职能职责，让其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相互协作又相互制衡，确保不越权、不越步。同时创新“调裁审”衔接机制，开设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绿色通道，及时引导调解不成的争议案件进入仲裁程序，实行“阳光仲裁”及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仲裁与诉讼的有效对接。

针对企业内部协商不健全的问题，杜惠平认为，应进一步完善劳资关系三方调控机制，在企业强制实施国家劳动关系协调员制度，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公司律师作用，及时就地处理企业内部劳资纠纷。

“无数劳动者用汗水灌溉、用劳动经营，才换来了城乡面貌的日新月异、社会的长治久安，以及新时代人们更高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只有解决劳动者维权的后顾之忧，才会让追梦的日子有干头、有奔头、有甜头！”在杜惠平看来，就业要优先，法治保障需先行正是破题的必然之选。

住渝全国政协委员王本朝

注入工匠精神“强”技能

本报北京讯 （特派记者 文博/文 王加喜/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一改把职教归入教育的惯例，在就业段落着墨颇多，释放出抓职教就是促就业、抓职教就是抓经济、抓职教就是抓发展的强烈信号。”3月8日晚，住渝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谈起政府工作报告热词——现代职业教育，言语间透着满满的欣喜。

当今社会，“就业难”已是共识，“技工荒”亦不容忽视，就业人群与招工企业都在叫苦，供需出现错位，症结在哪儿呢？王本朝一边翻阅着政府工作报告，一边回忆着职教的来时之路，探寻问题成因之所在。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伴随高等教育扩招，国家把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发展重点，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蓬勃兴起，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有技能的劳动大军。但是，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和片面追求985、211、重本以及双一流学校的观念影响，职业教育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国民教育体系的底端。高职、中职招生数下降；有的读了高职，毕业后也不愿意从事相关工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生企业又找不到满意的人才，“技工荒”由此而来。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人才是用来使用的，不能片面的将他们划分为三六九等。”王本朝眉心轻锁，凝聚着思考的力量，他认为，要解决以上问题，完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及高职院校要大规模扩招100万人的目标任务，必须有赖于两个转变：一是政策调整的转变，通过深化改革，着眼于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有效接轨，直至毕业证书与技能资格证书两证合一。同时重塑职业学校的评价体系，并建立相应的拨款机制。二是职业教育者自身观念的转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人才，根据市场快速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理念、方法、过程等方面对标社会需求，培养高质量的满意人才。

“要让‘工匠精神’引领职业教育发展。”随着交流的深入，王本朝把目光聚焦职教之魂，职业教育怎样培养未来的大国工匠，让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成为世界的质量标杆？“工匠精神”正是题中之义。为此，他建言将工匠精神教育融入职业教育培训，加快推进课堂教学和一线生产的有机融合，打破体制性障碍，培养出符合国家需要的“大国工匠”，用匠心筑梦，为制造强国助力。而这，还需要全社会对职业教育观念的转变，引导国民逐步消除轻视职业教育的观念，不断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树立以人为本的成材观、就业观，吸引更多的高素质适龄人才选择职业教育。

“职业无分贵贱，关键是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这一观点，被王本朝多次提及。让合适的人才接受适合的教育，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工作，这是教育的内核，也是就业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