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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特刊

让红色基因焕发时代光芒

□ 作者周勇

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

这里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民主

生活会纪录；

这里有创造了红岩精神的中共南方局；

这里有记录着“血的教训”的“狱中八条”；

……

这里，是重庆！

1985年10月14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村时题词：“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当前中央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全党的一场大学习，是肩负历史使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重整行装再出发的一次新的思想武装，也是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在重庆大地上的一次集中检验。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庆党史、革命历史文化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要求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重大意义”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重庆视察时指出，“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他要求重庆要运用这些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仰，养成浩然正气，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也即将成为百年大党。这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良好时机，也是强调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最重要的背景，意义重大。

学习党史国史可以使我们——

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

在今天，我们的理想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社会中，各种主义、各种学说、各种诉求、各种诱惑是很多的，学习党史、国史可以让我们更加清醒，坚定“四个自信”，不致跑偏方向。

增强鉴别力，廓清迷雾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祸害。这种错误思潮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前些年就有人故意隐去抗战胜利纪功碑同时具有的庆祝蒋介石60大寿的内容，鼓噪将“人民解放纪念碑”改回到“抗战胜利纪功碑”。历史记载，在解放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人民代表要求更改反动地名，其中就包括将“纪功碑”改为“解放碑”。重庆市政府报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同意，并由刘伯承题写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成为全中国范围内唯一一座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的纪念碑。历史不容歪曲，更不能开倒车。学好党史、国史可以增加我们对历史虚无主义鉴别力、免疫力、战斗力。

更加明白使命，避免覆辙

今天，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核心力量。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目前，仍然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以来，就一直强调反对“四风”。

70年前黄炎培先生就向毛泽东提出，“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结果“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衷心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就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们党成立已经98年了，执政70年了，改革开放41年了。我们确实曾经“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是“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以至于今天正面临着“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危险。历史能告诉我们，如果忘了初心使命，必然人亡政息。这就是今天开展主题教育的要义。

增强理性，形成共识

在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更加多变的时候，真正要形成共识是很不容易的。学好党史、国史可以帮助我们从走过的路中“吃一堑长一智”，在比较、分析、鉴别中形成“四个自信”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在重庆的历史，更加艰难曲折，更加可歌可泣，更加辉煌壮丽”

●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

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1922年，重庆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4年杨闇公、吴玉章创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192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党中央充分肯定“川省现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中，重庆共产党人之不屈与顽强惊天动地，重庆地执委、四川省委四任书记杨闇公、傅烈、刘愿庵、穆青和大批共产党人英勇献身，到1935年，重庆的党组织和党员牺牲殆尽。1936年，失散的红军党员漆鲁鱼回到重庆，成立了重庆救国会，才又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 抗日战争时期

周恩来带领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在重庆，维护了国共合作大局，为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南方局走出了一条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新路。这就是理论上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政治上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组织上实行的隐蔽精干、三勤三化，作风上同流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这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新，是红岩精神独具风采之所在。

●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为贯彻“七大”路线、“建立联合政府”作出了极大的努力。重庆谈判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生动体现。同时，重庆党组织遭受巨大破坏，一大批共产党人和党的朋友牺牲在歌乐山下。

● 新中国成立初期

1949年，刘邓大军解放重庆。随后刘伯承、邓小平主政西南，科学分析执政环境，升华执政理念，探索执政途径，打牢执政基础，创新党的建设，为党从实践上到理论上最终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伟大转变做出了贡献，也创造了新中国的奇迹。

●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重庆担负起新中国工业基地，特别是三线建设基地的战略任务。在党中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全面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物质条件，初步建设成为我国常规兵器工业基地。1964年5月，党中央决定集中力量进行大三线建设，进一步奠定了重庆形成全国重要的常规兵器、仪表、重型汽车的生产基地和西南最大的机械工业基地的重要基础。

● 改革开放新时期

中央把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重任赋予重庆，重庆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排头兵的姿态引领时代潮流。1997年，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继续勇立潮头，走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的最前沿。

● 今天

重庆人民正在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而继续奋斗。

“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 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学习党史、国史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如何学习党史作过精辟的论述，就是“要坚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

重庆共产党人的初心——

在中国西部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独特贡献

重庆共产党人的初心可以追寻到100年前。1920年3月12日，一群重庆青年成立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立下信仰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他们向共产国际写下了《重庆报告》，认为“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进行斗争的手段”。他们满怀信心地说，“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如今，它与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起，陈列在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文物史料展览中。

《重庆报告》表明，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它地处中国内陆，自发产生，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提供了时间、空间、创建的新证。其意义在于：1.确认《重庆报告》是中共一大议程的内容之一，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确认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共产主义组织之一，填补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版图上西部地区的空白。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事件中，有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份力量。这是重庆革命前辈最为重大的历史贡献，更是今天全体重庆共产党员的无上荣光。

中国和重庆共产党组织的第一份民主生活会记录——

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团结统一

在重庆党史资料中，有一份我所看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民主生活会记录。1925年，在重庆党组织筹建中，重庆党团组织的两位负责人童庸生、杨洵在工作中产生了不少矛盾。杨洵写信给党团中央“告状”，使矛盾公开化。为解决矛盾，加强团结，1926年4月15日晚，中共重庆党团组织召开了民主生活会。

杨闇公开宗明义指出，“现在我们尽可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各同志加以批评”。杨洵和童庸生先后就意见分歧的10个问题作了充分的陈述。与会同志对两人提出了诚恳批评。杨洵和童庸生也进行了自我批评，然后相互批评。最后杨闇公强调，“看那个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要从实际工作当中才表现得出来的”“以后如有怀疑的地方，在批评会上和常会上尽可提出来赤裸裸说和建议，不宜站在一边说话”。

这次民主生活会堪称是中共早期党内民主生活的典范。今天重读这份记录，仍能感受其振聋发聩、穿透历史、直抵心灵的力量。

传承红岩精神——

从“狱中八条”中吸取“血的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学习党史，就是要“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

周恩来、南方局是红岩精神的创造者，红岩村是红岩精神的源头；歌乐山烈士和《红岩》小说描写的英雄群体，是红岩精神的传承者。在传承之中，有英勇，有悲壮，更有习近平总书记所讲述的“血的教训”的“狱中八条”。

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向中共重庆市委写下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概括为著名的“狱中八条”。

烈士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党敞开心扉，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直言无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重读《狱中意见》的原文就会发现，《狱中意见》是对失败教训的理性总结，是对所犯错误的深刻反思，是对错误根源的无情剖析，而不是对那段历史的歌颂。20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狱中意见》原文，就被其巨大的力量所震撼，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呀！烈士们要求从党的自身查找问题，加强党的建设，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对白区工作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周恩来专门提出过“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来贯彻落实。《狱中意见》认为川东党的组织“消极隐蔽”，偏离了这些方针。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又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发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主要是：盲目发展组织，让一些不够党员资格的人进入党内，造成组织不纯；在下川东盲目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损失惨重；在城里把《挺进报》从内部搞到公开，大大地暴露了组织，造成组织和队伍的极大破坏。

这个“血的教训”就是：任何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搞选择，更不能变形走样。否则，造成的损失将是极为惨重、难以弥补的。这在今天更是极具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