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以史为基 循道而行

每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渺小的存在。在历史浪潮的裹挟中，我们跟随历史，见证历史。然而总有一些人跳脱于自身格局之外探寻历史真相，进而把那些久远的故事讲与周围人听，代代相传。他们既是研究者，更是传播者。正是有了他们，遥远冰冷的历史有了亲近可触的温度，也正是通过他们，那在中共党史中弥足珍贵的先行足迹，那永不磨灭的红岩精神，那激动人心的抗战往事，为人知，为人颂，为重庆这座“英雄的城市”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文化之基。

个人简介：

周勇，市政协专家库专家，二届市政协委员，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曾担任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等职。专研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抗战史、城市史。

两本古书叩开历史大门

来到周勇的书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墙的书柜和里面密密匝匝的历史专业书籍。1953年出生的他，可以说是新中国的同代人。说到与历史学的缘分，周勇笑着说，“这都是时代造成的，各种机缘凑在一起了。”

1969年，不满16岁的周勇背上了行囊从重庆出发，整整走了4天，落户彭水上山下乡成为一名知青。看着眼前重重的大山、错落的水田和低矮的农舍，给予周勇最大安慰的是出发前父亲给他的两本书：《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两本书是什么出版社他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大山里的知青生活十分清苦，现实的苦难和疲惫让他更加渴望充实精神世界。在难得的休息时间，这两本书不知道被翻来覆去看过多少遍，书页都卷了。后来，他在农村又搜罗到几本线装书，古典文学名篇和古代小说故事丰富滋养着他的心灵，也锻炼培养了他阅读古文的能力和兴趣，为后来研究历史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与历史学结缘的道路上，周勇的父亲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72年，周勇参军入伍成了汽车兵，凭着踏实肯干、爱学上进，几年之间就成了全师的红旗车驾驶员。1978年底准备提干，前途看好。但就在这时，父亲却建议他马上退伍。周勇的父亲周永林是一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老干部，父亲告诉他，“三中全会开了，国家形势要变了，今后要靠科学和教育吃饭了。赶快退伍回去，准备考大学。”于是，1979年3月周勇退伍回到重庆，进入13年前曾就读的29中的高考补习班。短短3个月后，他以地理全省第一、语文全省第四的成绩被四川大学历史系录取。

进入大学之后，周勇在历史学的众多分支中选择从中国近代史起步。他说，这段历史承上启下，既是古代历史的延续，更是现代历史的基础。那时的川大，名师云集。大一下期，他就开始研究“重庆开埠”，随后撰写了《重庆开埠时间考》作为学年论文。在历史学家隗瀛涛先生的指导下，周勇深入钻研，写作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重庆开埠史》，成为恢复高考后四川大学本科生出版学术专著第一人。

这本书广受好评。说到此，周勇十分感慨。“当时正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关键时期，重庆承担起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第一个试点大城市的重任，而改革正需要学术的支撑。我走向历史研究的背后其实都是历史大潮的推动。”

也正是这本书让周勇与市政协结下了深厚的缘分。1978年市政协创办《重庆文史资料选辑》，这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1984年初，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提出搜集整理国民参政会历史资料的要求。这件事由刚刚到市政协任副主席的原市委书记孟广涵牵头。鉴于市政协没有专业人员，孟广涵便从市委党校借调了两位年轻教员来做这个课题，其中一个就是周勇。原来，两年前周勇的《重庆开埠史》出版，大家记忆犹新。在市政协的课题组里，周勇一干就是8年。他从以往研究晚清近代史，逐渐进入抗战史、中共党史。8年中，市政协文史办在已经出版《重庆谈判纪实》的基础上，再与各方面合作，先后完成了《国民参政会议纪实》（三卷）、《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两卷）、《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两卷）等著作，极大丰富和完善了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的若干空白，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在学界独树一帜。周勇也成长为这一领域的年轻专家。

三十载掀启重庆光辉党史

无论是研究近代史、抗战史，还是研究中共党史，为寻找历史真相，周勇翻阅古籍、查找资料、重走故地，始终坚持着专业学者应该坚守的真实底线。这使他得以一次次拨开遮掩着真相的迷雾，拼上缺失的历史板块，让尘封的往事重新出现在大众眼前。

198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就在这一年，周勇与中共建党史上的一个谜团不期而遇。无意中，他得知了一个惊人的信息：早在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就成立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这个组织给共产国际的《重庆报告》就保存在中共一大档案里。众所周知，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济南、武汉、湖南、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出席了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传统的记载里，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是陈独秀1920年8月在上海创立的，但现在冒出个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时间比陈独秀建立的那个还早。这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回忆起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情形，周勇仍然十分兴奋，嗓音也不由自主地提高了。

然而，他越研究却越疑惑，3个疑问挥之不去：一大代表中没有重庆代表，但一大档案中为什么会有《重庆报告》？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时间为什么比陈独秀、李大钊创建的组织更早？重庆组织成员是通过什么方式直接向共产国际写报告的？“这3个问题集中起来简直就让人怀疑《重庆报告》的真实性。”周勇知道，这是尖端问题。光凭他刚刚学到的那点历史知识是破解不了的。于是这项研究被他搁置下来。

这一搁就是20多年，他一直念念不忘，潜心钻研。

2003年，周勇任职重庆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后，他很快提出并牵头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他的思路很清晰，必须系统地搜集国内已经出版的中共一大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至关重要的是一定要见到这份档案的原件，努力发掘其他旁证材料，把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基础上。

通过多方了解，他得知《重庆报告》还保存在莫斯科原共产国际档案馆里，便开始了8年的“死磕”之路。然而，他拜托四川外国语大学领导通过该校学者在莫斯科查找，没有结果；他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家通过俄方机构去查找，无功而返；他甚至打算带队前往俄罗斯查阅档案，未能如愿。“当时我心里就一个念头，如果建党都90年了，我们还不能对这个历史之谜有所交待，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那时的他倍增压力和紧迫感。

恋恋不忘，终得回响。2010年12月23日，周勇终于在中央档案馆亲眼见到了《重庆报告》俄文原件和中央编译局的翻译手稿。特别令他兴奋的是，他看到了毛泽东主席1959年对这份文件的批示原件。“中央档案馆的同志告诉我，如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这份《重庆报告》俄译件，就是曾经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馆、后来移交给中国的原件。这意味着，这就是世上仅存的《重庆报告》版本。”

于是，夹杂着兴奋和迫不及待，他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确凿的史料，精深的研究，使他得以初步拨开历史的谜雾。在满屋历史的书香中，一段珍贵的陈年往事，被周勇娓娓道来，神情是那样庄重。原来1920年3月12日，重庆4位有志青年建立了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并写信给共产国际，希望能前往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然后回国开展革命运动。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将这封信翻译成俄文带到了上海一大会场，列为会议文件。会后与其他一大文件一道又带回了苏联。1956年，毛泽东主席派杨尚昆前往苏联取回了这批档案。中央档案馆将其翻译成中文，先请董必武鉴定，最终送毛泽东批示，判定了文件的真实性。

“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2011年3月12日，就在建党90周年前夕、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91周年之际，周勇商得中央档案馆的同意，首次在《光明日报》《重庆日报》等媒体上公布了这份珍贵档案，《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周勇的长篇论文《中共一大档案中的“重庆报告”》引起轰动。中央召开的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周勇的论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必然性之新证——兼论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贡献》入选。这是他为党的90岁生日献上的最珍贵的礼物。正是基于这些确凿的史料和坚实的研究成果，南湖革命纪念馆将《重庆报告》与其他地方共产主义组织报告一并列入中共一大史料陈列，进入正史。

千秋红岩精神非《红岩》

“《红岩》小说不等同于红岩精神，小说的情节总有艺术加工，但历史不能添油加醋。”除了锲而不舍地追寻历史真相，面对习以为常的历史误区，周勇直面事实，迎难而上。

小说《红岩》里江姐、小萝卜头等一个个英雄人物在面对敌人残忍的迫害时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让人为之动容。但小说的走红、各种影视剧的加工渲染让真正的红岩精神与这些艺术化的作品混为一谈，有的人甚至借此质疑、攻击、污蔑红岩精神的真实性。“对于一名历史研究者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在他看来，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革命精神之一。前辈党史学者提出了要科学地区分“此红岩非彼《红岩》”，后继者也要忠实地记录红岩历史，科学地研究、准确地宣传红岩精神。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研究南方局历史，研究红岩精神，特别是2003年以来，在宋平、童小鹏等前辈的指导下科学地研究红岩精神，撰写了专著《红岩精神研究》和论文《论红岩精神》《红岩精神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等，系统完整地提出了红岩精神的研究体系。其基本观点被广为传播：周恩来、南方局是红岩精神的创造者，红岩村是红岩精神的源头；歌乐山烈士和《红岩》小说描写的英雄群体，是红岩精神的继承者、传承者。“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二者不要混为一谈,也不要相互替代。”

“你可记得延安高高的宝塔，你可记得磁器口不灭的渔火……”“你与井冈、长征、延安同行，融进了民族奔腾的血脉。”5年文献搜集、3年潜心拍摄，2011年，他担任总策划拍摄了第一部电视纪录片《千秋红岩》，完整准确地阐释红岩精神；他创作的主题歌词，写出了每个人心中难以割舍的家国情怀。

一亿点击大后方历史

在周勇看来，史学的功能在于“存史、知政、育人”，尤其要在为社会发展进步指引方向的同时，培养年轻一代正确的价值观，既要有个人的“小确幸”，更要有民族的大情怀。

周勇思考着，行动着。2005年，出版了酝酿20年的《重庆抗战史》，2009年起主编《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近年来，周勇开始研究影像史学，努力探索将严肃的小众的学术著作，创新性转化为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从而感染和影响人民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路子。

历时八年，他策划、拍摄了12集电视纪录片《大后方》，于2015年在央视播出，成为当年的一个现象级作品——《求是》杂志专门发表评论《“三个必胜”的珍贵史证》；网络点击量上亿；电视纪录片领域获奖无数。周勇把它带到台湾，台湾的民众和学界给予许多赞誉；周勇把它带到美国、英国、荷兰，许多学者对它的学术水准和电视手法赞誉多多。谈到拍摄的初衷，周勇说，“几十年来，中外学术界对于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和描写，已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全面研究和描写大后方却很少，不少人把‘大后方’与‘国民党’划等号。不仅如此，前几年‘戏说抗战’‘抗战神剧’的流行，歪曲了历史误导了青少年观众，这都是因为缺乏正确的历史传播，因此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让更多人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大后方抗战史。”

如今，周勇已经退休，受聘担任市政协专家库专家。他始终秉持着学者研究历史的严谨性，努力为城市存史，为市民立言，为后代续传统，为国史添篇章，用自己的力量努力传播真实而鲜活的历史，传递着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以史育人、以史警世，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