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斋梦

我自幼喜欢读书。六岁时，我学写的第一封信就是向远在沈阳军区医院的姑姑要书。姑姑接信后，竟从千里之外的东北给我寄来了《丘克和盖克》《卓娅和苏娅》等当时流行的前苏联儿童读物。母亲也为我订了《儿童时代》等少儿刊物。在那文学书籍很少的年代，这让我如获至宝。正是书中的价值观教育，给热爱读书的我扎下热爱家国的根须，开拓了一个文学少年稚嫩的视野。这不但陶冶了我的审美情趣，也让我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梦想有朝一日，也要拥有一间自已的书斋。

上世纪50年代，我家住学校。一家四口都挤在母亲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寝室兼办公室里，我那些心爱的图书也只好或堆在床头枕边，或装在一只破旧的木箱里，委屈地放在床下。

60年代末下乡落户。当年茅屋昏暗，干完农活回家，我就坐在门坎上看到处找来的如《红日》等禁书。那只破旧的书箱伴我度过了七年艰苦的农村生活，让我在物质的困窘中寻觅到一方精神的沃土。

70年代中后期任乡村教师时，我参加了在职中文专科函授学习，课本和订阅的文学杂志日渐增多，那只随我上山下乡的书箱己远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了，于是我在书桌上做了个木书夹，用它来安放这些书藉；再后来又买来一个上中下三层的可移动竹制小书架，放在我陋室一角，算是我的寻梦之地。在那僻远的乡村学校，夜深人静时，我在昏暗的油灯下，或伏案备课、修改学生作业，或挑灯苦读、完成函授作业，或赋诗作文，开始了我的文学梦。

80年代初，我调县文教局工作。当时职工住房都是低租金的福利分房，我一家老小六口挤在一套约45平米的宿舍里，何敢奢谈书房。于是我便做了一个衣柜，上下两层放衣物，中间一层放书。一张书桌，半个书柜，一把椅子，一架木床，简单、朴实。这便是我的寝室兼书房。

九十年代后期，趁住房改革集资建房之机，我集了一套约90平米的新居，便在8平米的小屋里做了一个可移动的书橱，再放上一桌一椅一台灯，终于有了我单独的简陋书斋。

从此，书斋就成了我的藏宝之地、扶正祛邪之所，当然也是梦想之地。

古人曰：“‘斋’者，整洁身心。”“斋屋”即“读书、休息、思过的房屋”。

所谓“人生苦乐与俱生，不问侯王及庶氓。万事随缘安乐法，莫求好处一边行”，我借此为题，便将我那间整洁身心、读书修身的书屋自诩为“苦乐斋”。

书是人类的宝藏，能在一间苦乐相伴的房屋读书、写作，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

这间由客房改成的书房光线暗淡，空间狭小，虽不能和那窗明几净、漂亮宽敝的大书房相比，但毕竟是任我天马行空、自由驰骋的寻梦之地。

进入新世纪第一个八年，我又迁入潼中教师新村一套三室一厅一厨两卫，约120平方米的错层式新居。在装修中，我特意将“苦乐斋”安排在一间光线充足、约12平方米的宽敞室内。请人专门设计定制了规范的两排五层书橱，书房中除了一张电脑桌和窗前那张随我多年的老式书桌及可转动的高背皮椅外，还安放了茶桌、藤椅。退休后的我，在书海中遨游，在这片精神沃土里耕耘。虽有孤灯伴黄卷的清苦，也有“读书不觉已春深”的怡然自得。

人到中年，“苦乐斋”是我治愈伤痛的场所。置身其中，独享安静，花开花落，春夏秋冬。

苦乐斋里写春秋。

在我那间安静的书斋里，我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杨氏家国梦》。一沓沓党史文史资料、杨氏家谱等原始素材堆满书桌。我穿越在历史的隧道，在故纸堆里爬梳钩沉，沉浸在传奇往事中，甚至睡觉时满脑海都是杨家的人和事，整个身体似乎都在燃烧，写作带给人的精神愉悦自不待言。疲惫时，推开窗户，涪江河清新的空气飘来，混有花香、草香和水气，悦耳的鸟鸣声会追着我的书斋入窗。这时的“苦乐斋”俨然一个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世界。

古语曰：“忧愁非书不释，愤怒非书不解，精神非书不振。”创作之余，我在“苦乐斋”里读书。天地大且嚣，能有这么安静的一隅，开卷神游，掩卷遐想，足矣。虽然焚膏继晷、夙兴夜寐，却又苦中作乐、乐此不疲。

当我接到中国作协寄来的入会通知时，当我站在潼南区首届“阅读之星”的表彰台上时，我知道，是新中国圆了我的书斋梦，也圆了我的文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