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那份甜

1919年，潼南东升杨家大沟，12月的风，发了狂似的呼号着，茅草屋摇摇欲坠。屋里，不比一只小猫崽更大的婴儿，老半天了，才细弱地“喵呜”几声。

这个“小猫崽”是我的爷爷，他在娘胎里刚待了七个月，就抖抖索索地来到人世间。

人们都认为他活不了。当然，人们的认为都错了，否则，我又怎能坐在电脑前，写下关于爷爷的文字？

在键盘的噼啪声中，我的爷爷——那个瘦长个子、声音大得不得了的老头儿，就应声出现在我最初的记忆里。

杨家大沟距城7.5公里，隔不了几天，爷爷就会进城赶场。每次到我家来，我妈都要端上一搪瓷缸子白糖开水，他每吞一口，就会轻轻地、徐缓地“啊”一声，满足得不得了。被苦水泡大的人，会更加珍惜舌尖的那份甜。

“那个时候，吃没得吃，穿没得穿，一到冬天，冷得嘘儿呀嘘儿的。”爷爷开朗健谈，有他在，便不用担心冷场，还随身携带一口洪钟般的大嗓门，一张嘴，就能震得人的耳朵嚓嚓直响。

那时，军阀混战，民族危亡，倾覆如在旦夕，因此温饱二字，太奢侈，太遥远，爷爷和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一样，眼睛鼓得再大也看不见。就算没饿死没冷死，却也可能被强征入伍后吃枪子。后来，我爸17岁的时候，爷爷将他的这个长子送进了解放军的队伍，让他去保卫祖国，让他在“豺狼”胆敢进犯时，无畏地端起“猎枪”。

1949年，新中国成立，爷爷正值而立，他和亿万中国人一道，挺直了腰杆“站”了起来。原本辗转于重庆、涪陵一带讨生计的他，回到杨家大沟，重握锄头，在那片土地上，把自己锻造成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庄稼。

被苦日子煎熬过的人，会更加感恩那份甜。从解放初期的分田地，到以后的包产到户、免收公粮、土地补助、农村养老保险……每一项国家对农村的政策，都值得他把那洪钟大嗓敲得哐当作响。

爷爷没有进过一天学堂，却识得字，爱读报，别人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也不忘凑上前去，将耳朵支起。每次从城里回去，他都会带上几张报纸，而每次进城来，背篼里总有一两张国家对农村政策的宣传单。

在客厅落座，糖开水把嗓子润了，就拿出宣传单来，高声地、一字一顿地开念。恍惚中，他俨然化身为村支书，正组织大儿子一家人进行集中学习。理所当然地，家里人把“国家政策民间宣讲员”的称号颁给了他。爷爷认真地念着，不理会他的大儿子并没待在客厅，而是端坐于书房埋首于报纸，也不管眼皮子底下的其他几个“村民”是否真就在听。就算对着空气，这位老宣讲员照样大声宣读。

一次他带回一张殡葬制度改革宣传单，“人死如灯灭”地感慨一番后，回去就宣布要把多年前备下的棺材卖掉，致使退休回乡的一位叔父，红着眼圈儿，与他闹了一场。

89岁那一年，爷爷生平头一回住进医院，花了一千多块钱，正好赶上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国家给报销了四百多，他如沐洪恩，一个劲儿地念叨：“新社会好啊，那要是在旧社会，哪个得管你农民的死活哟！”

爷爷平时进城都是走路，偶尔坐一回公共汽车。有一次，爷爷一到家就敲起了他的“洪钟”。“嘿！”他先是声惊四座地一吼，“今天赶车，售票员还不收我的钱吔，说老年人赶公共汽车不要钱了。”他大声武气地说着，笑容从脸上的沟壑里哗哗溢出来。我爸告诉他，现在7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免费乘公交车。爷爷瞪大了眼睛，激动得一时不知如何表达，只连声道：“共产党好啊，共产党好啊！”

一辈子向泥土行鞠躬礼的老农，他的话，朴素如田野上的庄稼。

后来，得知65岁以上就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了，爷爷又是一声惊呼，“我们这个国家呀，政策就是好！”在看过太多变化之后，他索性就拿这句话来总结他眼里种种的幸福——我们这个国家呀，政策就是好！

国家好，生活就好，以致爷爷有些后悔，早些年因为心疼钱没有去安一副假牙，现在有这想法了，可磨损严重的牙龈不答应了，但是，“也没得啥子，慢慢磨一样得行”。饭桌上，他蠕动着凹陷的嘴巴，有滋有味地细磨慢咽。每次看他吃饭的样子，就会觉得，这个老头儿，在慢慢咂摸着日子的滋味呢。

去年，爷爷近百岁的寿宴上，一身军大衣，坐在冬日暖烘烘的阳光下，满脸褶子，满面红光，子孙们排起队与他照相，爷爷嗔怪道：“照哪样照嘛，莫把你们丑到起了！”却又极为配合地面对镜头，张着嘴，孩子一般无邪地笑着。

我的一个远房堂兄对爷爷说：“老人家，你身体恁个好，明年就可以领政府发的百岁津贴了，你说安不安逸嘛？”

“安逸嘛，当然安逸唦！我们这个国家呀，政策就是好！”爷爷咧着没牙的嘴巴，一口老而不锈的“洪钟”，当当地，响彻在村子晴朗的上空。

2019年，爷爷一百岁，一双老眼虽然浑浊，却清晰地留存着，我们这个国家，从羸弱走向强壮、从贫穷走向富强的一帧帧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