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准航向

题记：
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已经迎来曙光，国民党当局溃逃台湾，妄想将长江上的轮船全部破坏，海船准备全部开到台湾。而此时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在中共地下党的鼎力帮助下，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在重庆和上海周密部署了长江上的轮船躲避方略，最终使长江上的船只全部回归祖国的怀抱，实现了中国船王卢作孚护船回归的夙愿。

佯装自沉  机智护船

卢作孚，原名卢魁先，别名卢思，1893年4月14日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县，是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被人们誉为“中国船王”。
1948年底，为防备国民党军乘溃逃台湾之机劫持船只，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外滩民生上海区公司召集公司主要领导成员开会，研究非常时期的应对措施。大家一致认为：维护民生公司8000多名职工的切身利益，就是保护好公司现有的100余艘船只，卢作孚说：“保护了船就是保护了自己的生命。”会上，公司制订计划，作出安排：1、能出海之船以及在加拿大即将造好的新船一律集中香港，并向东南亚开拓业务，以救济公司困难，等待时变；2、能航行川江的船只尽量集中到重庆，保存船只，迎接解放；3、既不能进川又不能出海的下游船则根据具体情况与国民党周旋，尽可能争取时间，保护船只。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4月23日，攻克南京，直逼上海。此时，上海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随时准备出海逃窜。当时，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布告，指令各轮船公司在沪船只，凡能出海的均要开往台湾，不准把船只留给共产党，并随时准备摧毁不能出海的轮船和相应设施。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上海水上指挥部也要求各轮船公司天天向他们报告船舶动态。5月12日，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经报联勤总司令部和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备案，以“驻商字第050号”代电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轮船业公会招商局、航政局等单位，“即日起各该海江轮应即实施军事管理”，并指定停泊码头，向每艘轮船派驻联络军官一员、士兵半个班（江轮）或一个班（海轮），“除因奉命执行军运，或另因调轮换替准予开航外，任何时期不准擅自驾驶。首先，民生公司当时的“怒江”“龙江”“渠江”等4艘轮船被强征待命；接着，刚刚修好的“民本”轮和正好归沪的“民丰”轮也被强行征用。
然而，国民党政府于5月23日下达最后命令：“黄浦江口内所有船只一律自行凿沉，否则将用炮击毁。”眼看已在水中的三艘主力轮船和一批驳船、夏船就保不住了，上海区公司经理童少生心急如焚。这天晚上，童少生在他下榻的上海环龙路金城银行招待所夜不能寐，苦苦思索着怎样保全留沪船只。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童少生开门一看，见是民生公司一位同住该所的机务职员韩开弟，原来他是专为护船之事而来的，但见韩开弟面露喜色闪进房内，关好门后，贴在童少生耳边悄悄说道：“童总，国民党既然叫我们‘自行凿沉’，我们就在这四个字上做文章！您看这样行不行？每条船的底部都有海底阀门，我们悄悄把它打开，让船舱进水，待船沉到一半而又不淹没轮机的状态，再把阀门关闭。这样从岸上看过去，船就好像已经沉底搁浅了。检查人员一般也不会下底舱去潜水检查的。一待时变，只要泵出积水，船体就会上浮，那时再稍加整理，船舶立即就可启航。”“好，这办法太好了！”童少生压低嗓门，悄然喝彩。之后，他命令这位机务人员立即秘密通知各船员工：“照此办理，严格保密。”这样，民生公司滞留在黄浦江内的船舶，在职工们的护卫下，终于保住了船只。
1949年10月初，民生公司上海区公司业务部经理王化行奉卢作孚之命由台湾重返定海，去营救“渠江”“怒江”“龙江”3艘轮船。这时新中国已经诞生，国民党军队更加强了海上封锁，加之这3艘轮船乃是民生公司购买美军退役小型登陆艇改建的，国民党当局认为可作军用，坚持不放，他们还扬言要把一起前去交涉的王化行扣押起来。无奈之下，王化行只得返台发电请示卢作孚。卢作孚立即拟了一份给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何世谊和高级参谋陈地球的电文，称这3只登陆艇太小，不适于航海，仍请他们帮助放行，电文发给民生公司基隆分公司后，再由王化行持电报前往交涉。
在民生公司被困于定海、台湾的“民本”“民众”“民俗”“渠江”“怒江”等5艘主力船全部安全集结香港的同时，被国民党当局扣往黄海、东海的“太湖”“宁远”“定远”等轮，也先后设法摆脱了敌人的控制，平安开抵香港，加上由加拿大新造驶回的七艘“门”字轮，集结香港的民生公司轮船已达18只。因此，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完全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轮船回归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沐浴阳光  民生新生

由于香港民生公司外汇奇缺，经济困难，所以迟迟不能偿还加拿大的贷款本金。而加方催债日紧一日，台湾方面也趁机步步紧逼，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民生公司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大力帮助和支持。
长期以来，卢作孚又特命公司人事部主任何仁（中共地下党员）秘密北上，作为他同中央人民政府保持联系的全权代表，此人常驻北京。在京期间，周总理亲自听取了何仁汇报香港民生公司的困境和卢作孚初拟的率船回归方案。听完何仁汇报后，周总理代表党和政府，充分肯定了民生公司对开发产业、便利交通、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做的积极贡献；对卢作孚率船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愿望，表示了极为热忱的赞扬；并在新中国政府外汇奇缺的情况下，做出如下承诺：“中央人民政府将设法为民生公司偿付到期外债，一旦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后，将继续为民生公司做担保。”民生公司轮船回归方案，也得到了周总理的亲自审阅和修订，并指示有关方面密切配合。同时还报经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商议，决定特邀卢作孚秘密回京，出席新中国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1950年4月，何仁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专程来到香港，向卢作孚传达了上述振奋人心的消息。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先生在香港党组织的安排下平安抵达深圳，然后经广州转道，于6月14日到达北京。为避免民生公司在海上的船只遭到破坏，周总理特别指示中央宣传部：“对于卢作孚先生回京的消息，电台不广播，报纸不刊登。”6月15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京期间，他还经常参加政务院召开的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会议，其中有些会议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出席的。每当这时，卢作孚的位置总是安排在毛主席的对面。卢作孚还曾两次出席毛主席邀请举行的便宴，一次是为工商界人士举行的，一次是为西南爱国民主人士举行的。还有一次，刘伯承同志从西南来到北京，在颐和园内宴请卢作孚，他俩一见如故，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谈。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爱，使卢作孚深感党的强大、祖国的温馨。
为了回报祖国，他一再向周总理恳切提出将民生公司交给国家。周总理也推心置腹地对卢作孚说：“先生的赤诚爱国之心，我们完全明了，也深为敬佩。先生创办的民生公司是中国民族交通运输业的一杆旗帜，如收归国有，恐怕会使其他民族工商业者产生误解，不利于党和政府推行公私合营政策，所以我们认为，民生公司的归属还是以公私合营为最好。”听了周总理的一席谈话，卢作孚豁然开朗，他当即向总理表示：“既然如此，那我也得拿出一个像样的民生公司，才好与政府合营。”随后他向总理提出，因为经过几年战乱，民生公司百废待兴，所以希望回重庆去做一些安排，周总理欣然应允。
1950年10月，卢作孚日夜兼程由北京乘火车到武汉，然后登上“夔门”轮回到重庆。首先，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重庆市市长曹荻秋同志亲自到朝天门码头迎接；接着，卢作孚又立刻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其次，卢作孚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民生公司焕发出勃勃生机，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抗美援朝的斗争之中，完成了川粮东运和志愿军出川等重大运输任务。与此同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民生公司轮船回归计划开始实施了。

突破封锁   回归祖国

1950年6月7日和9日，“怀远”轮和“宁远”轮分别在船长黎明和汤镇碱的率领下，趁国民党未摸清民生公司船舶动向之时，佯称装货去韩国仁川而驾船离港，到东海时突然转向，于6月12日胜利抵达上海。
6月13日，“民众”轮在万竞吾船长率领下，也借机佯称开往韩国釜山。万船长率船员冒着强烈的风暴，勇敢地夜闯台湾海峡。行进中突然有探照灯扫射过来，情况异常紧张，这时万船长机智地将船靠向台湾岛驶去，造成敌人的错觉。拂晓时分，“民众”轮调转方向，快速向长江口驶进。他们绕过国民党残军盘踞的岛屿，又通过水雷封锁区，在迷雾初散的6月18日清晨驶进长江口，回到祖国的怀抱。
1951年10月，7只“门”字轮的回归行动开始了。为了不暴露回归目标，首先，这天由行驶港澳线的“虎门”“祁门”从香港载客驶澳门；接着，不定期开港粤线的“雁门”“玉门”装货运广州；紧接着，当“雁门”“玉门”在广州卸货之时，“虎门”“祁门”已由澳门载客向广州驶去。这时“龙门”“剑门”已由香港直发广州，而原与“剑门”对开的“石门”，依然同时由广州向香港驶出。等“石门”轮行至虎门附近时，事先安排的一艘大陆海关巡逻艇追了上来，声称船上有走私物品，将船押回广州检查，此时“龙门”“祁门”“虎门”“剑门”诸轮均已进人中国水域。待7“门”同集广州后，香港民生公司为抗议加拿大政府背信弃义、恶意刁难、置中方数千船员和家属的生计于不顾的行径，立即举行了全员总罢航。恰在此时，加拿大政府请港英当局代为扣押民生公司船舶的起诉书刚刚传到，但由于船员在广州罢航，船舶没有驶往香港，因而港英当局扑了一个空。这样，7艘“门”字轮终于无一缺损地回归祖国的怀抱。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为民生公司提供了1600亿元，使公司不仅还清外债，而且还发展了生产。毛主席称赞道：“中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是的，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怎能忘记卢作孚先生这位爱国的统战历史名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