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近的地名

五岁那年冬天，母亲带着我走亲戚，在活水河畔的大路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我女儿刚满十八岁，上个月悄悄跑到沙市泥厂去了。”母亲安慰她：“大姐，听说那里是平原，米多，她是去享福了。”寒风吹起女人如河畔芦荻般的白发，让她更加忧伤：“说是说谷子多，但沙啊泥的，想来产量也不高啊。”

乡人将长江称为大河，将方斗山称为大山。活水河是大山脚下的小溪，在峡谷间不断往北向前流淌，最终在沿溪集镇汇入大河。顺着大河往下走，坐上三四天轮船，便能到达大河边的沙市泥厂。泥厂，其实就是宜昌，因为与沙市相近，乡人未出过远门，且多不识字，更不知地理，便和沙市并提，以为前一个是全是沙的集市，后一个是全是泥的厂。因为太远，全公社的人都没去过，去过的人都是些少女，嫁到当地后从未回来，只是偶尔写封家信，打个电话，叙述沙市泥厂的美，特别是大米饭管饱。

六岁那年秋天，我悄悄翻看一本父亲刚带回来的新书，看到毛泽东坐在西山藤椅里的照片，便问父亲：“西山在哪里？”父亲说：“西山在北京。”可是，北京在哪里呢？父亲回答不上来。一度当过公社粮站保管员的他，最远只到过万县（今重庆万州）。大队里的人便说，沿着村庄前面的大山往北走，走到尽头，便是北京，便是西山，便能找到毛主席生前坐过的那张藤椅。

七岁那年夏天，村小操场上放电影《雾都报童》。中间换片的休息时间，我问从重庆下来巡映的放映员叔叔：“重庆在哪里？远不远？”放映员叔叔摸了摸我的大脑袋，说：“重庆很远，从忠县城沿着大河往上走，轮船走两天就能到达。”大队里的人都没到过重庆，见过世面最多的四伯父曾在区供销社工作，也不知道重庆到底有多远，只知道到了丰都县城，轮船还要走很久很久。

八岁那年春天，一个周末的黄昏，因为孤独与贪玩，我从作坊冲小院子家里悄悄跑到活水河对岸的新屋嘴大院子。在四合院的石坝里，我拿起一张《群众报》大声读着新闻，和我家五世交好的四伯父笑眯眯地问我：“你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我低头回忆了父亲的话，说：“这个字读‘涪’，这张报纸就是涪陵地区办的。”涪陵在哪里？全大队将近两千多个人，却只有四伯父出差到过涪陵，知道大河和乌江。他总是绘声绘色地说：“同志们，快快走，前面就是乌江口。”这可是红色电影《突破乌江》带给大队乡亲们的经典民谚。

那段时间，我总会望着大山发愣，走到大河边看着河水发愣，脑子里总是冒出一系列困惑与向往：“毛主席住的北京城在哪里？雾都报童卖《新华日报》的重庆和朝天门在哪里？乌江口边的涪陵在哪里？盛产大米的沙市泥厂又在哪里？”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这些一度遥远的地名，开始越来越近。

三十岁那年夏天，在四伯父去世一年后，三峡水库蓄水，我所工作的江南西沱古镇入选全国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镇，大河里行驶着比轮船更快的飞船。到重庆和宜昌的飞船每天一班，像小说中的“水上漂”。此时，大河成了高速公路，飞船成了飞速前进的小车，沿途两岸的山丘与城镇，像风一般地往后飞去，前面美好的风景迎面扑来。从小镇到重庆，将近中午出发，下午四五点便能到达。

三十八岁那年春天，家乡通了高速公路。向西，高速公路经隧道穿过大山，用大桥横跨大河，从小城到重庆，客车只需三个小时，小车只要两个半小时，比通高速前节省了整整一半的时间。向东，高速公路穿过七曜山，穿越鄂西山区，沿着大河行走，四五个小时便能到达宜昌，横跨大河往东，便能到达改名为荆州的沙市。如果在宜昌往北走，经襄阳、郑州、石家庄，还能在一天内到达北京。这年夏天，父亲和母亲坐着客车，到妹妹家重庆作客。这是父亲第一次到达省会大城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到达的省会大城市。母亲不晕船，却有家族遗传的晕车病，轻易不肯坐车出远门，但客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她只是有一点轻微的晕车反应。

四十二岁那年冬天，在父亲去世一个月后，家乡不仅又通了一条高速公路，还通了高速铁路。从重庆出发，高铁沿着高速公路的方向往东，不仅途经涪陵，还经过小城，往东通往宜昌、荆州和武汉，再往东通往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往北通往北京、青岛，往东南通往南昌、福州和厦门，往南通往长沙、广州和深圳。

四十三岁那年春天，表弟将大舅一家人接到成都，大舅邀请母亲坐高铁到成都去作客。母亲多次尝过晕车的痛苦，又从没坐过火车，对高铁总是充满恐惧。因渴望和大舅姐弟俩团聚，她下定决心第一次坐高铁。高铁的舒适让她完全没有晕车反应，一路上，她总是不停地看山看水，谈天谈地。从小城出发，高铁仅三个小时便到了成都，跟着接站的表弟，再坐十分钟的地铁到大舅家，正赶上和大舅、表弟一家吃午饭。

而今，四十八岁的我，在享受航空、高铁和高速公路的便捷中，觉得所有中国地名都和小城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