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底，陶行知来到重庆北碚，在这里居住了7年。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淳朴、亲切、热情、诚恳。他身材魁梧，平头方脸，戴一副黑色眼镜，学者风范。然而，陶先生平时装扮却比较简朴。春天里常穿蓝布衫，夏天里常穿一件布衣，冬天里常穿一件旧呢衣服。陶先生还比较幽默，他用文字自我画像描绘道：

“个子不小不大，穿的白布长褂。

黑框眼镜一副，芭蕉扇儿一把。

调子有高有低，满口南京官话。”

陶行知来到重庆北碚后，首要之事便是研究兵役宣传，抗日救国。当时，陶行知住在北碚公园凉亭中，写作“晓庄研究”报告。有一次，他对嘉陵江三峡实验区区长卢子英说：“中国人口众多，不怕没有兵，要让人愿意当兵，必须做到政治机构民主化，出征家属有饭吃，受伤害病有人救，贪官污吏要肃清，三平主义兵役能实行，抗战救国教育能普及。这几个条件具备了，我们的兵不但可以源源而来，而且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与敌人拼命。以保证最后之胜利。”经过陶行知先生的倡议，重庆北碚发起了志愿兵运动。

1939年4月3日，卢子英邀请被称为“游击队之母”的赵老太太来现身说法。会上赵老太太讲了她一家三代打游击、坚持斗争7年的经过，到会的500多名老太太很受感动。陶先生在会上说：“大家进会场来的时候，个个是张老太太、刘老太太、李老太太……很多不同的老太太，但是，现在大家都变成了一个老太太——赵老太太了。”

4月中旬，陶先生又在北碚区动员公教人员和中学生3000多人，编成若干宣传团队分赴各乡村，扩大宣传，动员队伍。陶先生提出“服务即宣传”和“实行即宣传”两大口号。要求宣传者与老百姓做朋友，并把服务具体落实到为老百姓打听丈夫、儿子的消息，代他们写信、找药，优待金发迟了代他们催问等等，在建立起友谊与信任的基础上，帮助他们取得抗日救国的正确认识。

陶先生根据中国人“喜欢看戏、喜欢唱戏、喜欢做戏”的特点，提出了“要做救国的戏，来救做戏之国”。他先后请来了战区难童工作团的“七七少年剧团”，配合北碚游艺学生班，组成“抗日后援工作团”，在北碚各乡镇演出抗日救亡戏剧，并把志愿兵新人新事现编现演，很快掀起了从军热潮。不到半月，报名从军的就有400多人，还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弟兄争相从军的动人场面。

5月初，北碚20多个机关团体，联合设宴慰劳志愿兵及其家属。陶行知先生在宴席上举杯高歌：“一杯酒，各位志愿兵动手；二杯酒，日本鬼子出丑；三杯酒，中华民族天长地久。”敬完酒，又当场发起为志愿兵捐献运动。他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首先捐献出50元，并即兴赋诗一首《敬告后方同胞》,当众高声朗诵道：

“志愿战士可钦佩，打得东洋如潮退。

一家大小谁照顾，他们受罪即我罪。

有力已经出了力，有钱出钱才无愧。

若想不做亡国奴，快快来出保险费。”

这个捐献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志愿兵月捐运动”。每月按自认的定额捐献，以保证志愿兵的家属生活，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8年，陶行知在重庆北碚宣传抗日就是整整7年。在这7年里，他全心全意，呕心沥血，为抗战办事，为抗战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