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民主湖畔黄桷树 王加喜 摄

在重庆大学风景旖旎的民主湖畔，一条蜿蜒小路延伸的小山坡上，曾经有一座青瓦白墙绿门绿窗黄色围墙的独门小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末，我们一家三代七口人就住在这里，八十年代，因为是危房，被拆掉了。

学校方面曾经找我家要照片，说这里以前是原中央大学校长的住宅，他的家人在台湾和美国，十分想念这座院落，可惜我们家没有这样的照片。现在那个地方已成为一条公路，原址旁边曾经立过两块碑，碑上刻有老院子的模样，可惜没有一块是当初的模样。

那个时期，上世纪二十年代入党的郑思群是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我父亲刘玉元曾经任过校领导。听妈妈说，当初这个院子是分给校长郑思群伯伯家住的，但他说我们家人口多，让给了我家。

这个院落背靠女生宿舍，面对民主湖，既热闹又宁静。开门就能看见著名的民主湖黄桷树：与重庆城所有朝天上长的黄桷树不同，它巨大的树干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分枝分叉，横着向外延伸，浓密的枝叶低垂至湖面，显得特别有文艺范儿。

后来才知道，是解放初期大学生们义务劳动开挖民主湖清理淤泥时，借黄桷树的枝干撬一筐一筐的泥巴，利用杠杆原理把湖里的淤泥运送上来，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模样。

这株黄桷树见证了民主湖的诞生，也见证了新中国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历程，因此它的与众不同成为了重庆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天天见着它的人可能不觉得，一旦离开了重庆大学，它便成为了离人魂牵梦绕的地方。回到重庆大学的人，基本上都会在这里照相，怀想当年难忘的过往。

我家小院很独特。在住房与厨房之间有一棵巨大的黄桷树，高高地矗立在一个小土堆上。黄桷树的枝叶延伸着几乎遮盖了它左边的厨房、厕所和右边主房间的一半，粗壮的树根完全包围了那个土堆。土堆前面有石碑，石碑正面已风化，石碑前方有一个同样风化了的小石桌和四个石凳。

小时候经常有小伙伴来我家玩，胆大的男孩子们总喜欢去爬土堆上的大树。有一天，一个细心的男孩发现这大树的树根包着的其实是一个大坟墓！他这一说，吓得站在坟上的孩子们惊叫着全部跑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那胆大包天的弟弟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晚上不敢一个人从卧室穿过黄桷树去厕所。多年以后，那座坟墓在一个黑黑的夜晚被盗墓贼掘开，挖走不少文物，盗墓贼销赃被捉住判刑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那是一座古墓！只是那时候我是无知者无畏，因为夏天的傍晚，我们一家人总在大树下的石头桌凳上吃晚饭，聊家常。有时候天热睡不着，就在那儿摊上凉席凉椅，听我奶奶讲故事。她讲过七仙女，也说过青纱帐，印象最深的是，她说那年也是这么热，日本鬼子来扫荡，乡亲们躲进了青纱帐……

以前我们家的厕所与其他家庭一样，都是每天清晨拎着尿罐倒到公共厕所里去，很不方便。有一天，我家突然来了一些工人，说要给我家挖下水道安装抽水马桶。几天后，待屋外的下水道弄好了，马桶周围的水泥干了就可以使用了，非常方便。

那时候，抽水马桶在全校是为数不多的，好多同学还专门来我家试用过。有人认为是不是因为我父亲是校领导搞了特殊化？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

这抽水马桶，我们是沾了我奶奶的光！我父亲一次参加各地高校会议，休息期间，原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创始人、后来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与他聊天，得知我父亲的籍贯很惊喜。他提起抗战时期他在晋鲁豫军区《大众日报》任社长、总编辑，一天夜行军时在我父亲的老家附近遭遇到前来扫荡的日本鬼子，随行的《大众日报》一百多名八路军同志几乎全部牺牲，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得到了一位大娘的救助，对那里，他有很深的感情。

我父亲惊讶地丢掉了烟头：原来是您！那位大娘就是我的母亲啊！

之后，匡亚明专程到了我家，拉着我奶奶的手说了很多话。他仔细地看了我家的生活环境，问了前院那堆土的来历，也看了厨房厕所。离开我家时他感谢随行的校长郑思群把这么宽敞明亮的院落分给了我家住，同时提出：老太太虽然身子骨硬朗，但是如厕问题还是不方便，能否尽可能解决？

后来，我们在奶奶用秸秆编织的蒲禄兜里看见了时任山东省主席的康生签发给我奶奶的“抗日模范”的光荣证书。这才知道当初奶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在我家安装了抽水马桶之后，学校教授们的住处都陆陆续续安装了抽水马桶（过去的老房子没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

我家小院是淡黄色的土墙围绕着的，一道破破烂烂的已经褪色的绿色木门勉强能掩上。在那夜不闭户的年代，我家从来没有把这道院门关严过。很多年以后，我仍然会想起这一幕：

清晨的阳光刚刚照进我家绿色的木窗，郑思群伯伯就身披着朝霞笑盈盈地推开我家院门，叫上我父亲，要么去学生食堂查看伙食情况，要么去操场上看学生们锻炼身体的情况。他们说起了学生们锻炼身体的场地严重不足的问题，提出了把学校农场那块地拿出来平整为运动场的方案。没有钱，就动员学生们像当年清理民主湖那样开展义务劳动。

我们家离那里不远，于是我父亲就要求我们每天放学后尽其所能地去参加义务劳动。这块场地，为了纪念郑思群伯伯，现在取名叫思群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