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沾了郑思群伯伯的光，从一个弱小的孩子成为了出名的游泳者。

记得小时候因为营养不良，我上学后经常头晕，开始家里人以为我是不适应学校的学习，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我是严重贫血，需要卧床休息。那时候我爸爸也身体不好，郑思群伯伯到我们家来，对我爸爸说：“你必须注意休息，不要太累了！”还把组织上每年给他配备的黄豆、白糖都给了我爸爸，要他补充营养。

郑伯伯特别对我说：“你不能躺下休息，必须加强身体锻炼！要成材，必须要有好身体！”于是，他让我去办了游泳证，经常带着我去游泳。

那时候，学校只有一个游泳池，供老师和学生游泳都不能满足，因此没有办游泳证的小孩不能进去。在无数小朋友羡慕的目光下，我跟着郑伯伯进出游泳池感到自己真是太幸运了，郑伯伯成为了我人生的第一任游泳教练。

小孩子学得快，没多久我就会游了。他就要求我游距离，从百米到千米，然后又让学校的游泳队员教我各种游泳姿势。我九岁的时候，他又嘱咐游泳队的学生：不要只会在游泳池里扑腾，学校旁边就是嘉陵江，你们游泳队员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去那里游泳。

之后，嘉陵江石门上方相对平缓的水域一带就是我们夏天的游泳场。后来，我作为重庆市第一个横渡嘉陵江最小的运动员受到了市委书记的接见。从开始游泳后，我的身体也朝健康方向发展。以前我长得很矮而且骨瘦如柴，以至于我们小学的音乐老师王淑娴都经常“威胁”我：如果还不长高长胖点，我们舞蹈队合唱队都不要你了！但是后来我长得比一般女孩子都高，这跟体育锻炼不无关系。

在重庆大学，除了篮球足球是大家的最爱，还有一项体育运动是很有轰动效应的，那就是学生摩托车队的表演。每次学校运动会开幕式上，当男女学生摩托车骑手头戴钢盔、腰扎皮带，威风凛凛地骑着马达轰鸣的摩托车进入场地进行跨断桥、钻火圈等表演时，全场观众都非常兴奋。因为羡慕，我很小就主动接近摩托车队员们，队长邵斌（他留校工作，最近还见过他）、队员黄和平（绰号“乌鸦”，毕业后回到了武汉，曾任市科委主任），特别是女摩托车手陈素月，身材高挑苗条，场上威武，场下却是个皮肤白皙、说话温柔的成都女孩，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摩托”。他们不仅是我崇拜的偶像，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大朋友。

学校师生们的体育运动水平总体上很高，这不容置疑，文工团的演出也是高水平的。当年不仅演出过舞剧《农夫与蛇》《小刀会》等片段，话剧演出则更是出彩。《千万不要忘记》《女飞行员》等大幕话剧的演出在全市引起了很大反响，连专业团体都赞叹：没想到这样一个工科院校的人才竟如此之多！这些成果确实与校领导们长期高度重视学校的文化建设分不开。重庆大学篮球场旁边的广场上镌刻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就是当时学校蓬勃生机的真实写照。

平静的民主湖每年都有一场喧嚣的时刻，那就是渔猎之时，这也是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

我弟弟同学马良的爸爸个子并不高，但是当他满脸严肃地穿上橡胶衣裤、脚蹬胶靴出现在民主湖畔指挥工人们捕鱼时，我们一下就觉得他好高大威猛！他站在放干了大部分湖水的淤泥里沉着冷静地指挥着大家在湖底仅剩的一塘水里撒网、收网、捞鱼。眼见着在围网的关键时刻，鱼儿们高高跃起、跳出渔网之时，工人们会在他中气十足的吆喝声中拼尽全力与鱼儿们斗智斗勇。顿时，岸上的欢呼声和工人们的呐喊声以及鱼儿拍打水面的“啪啪”声，在民主湖形成了欢乐的海洋，场面非常热闹壮观。

待鱼儿收网上岸后，马叔叔会认真过秤、登记，然后进行分配：学生一食堂多少斤、学生二食堂多少斤……最后剩下的是教职员工们的，大致上按家庭人数分配，每一个家庭至少都会得到一条大小不等的鱼。铁面无私的马叔叔从来没有给哪个校领导家里多分点鱼。领导们更是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不搞特殊化。

那些年，郑思群伯伯的小儿子在市委对面的小学校上学，每周上学放学郑伯伯都让孩子自己乘坐公交车往返。当时的公交车站很远，不方便。有一次他小儿子返校时得知他爸爸要去市里开会，就提前坐在了接他去开会的小车上。郑伯伯上车看见了，毫不客气地把他赶下了车。

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学校的统战工作。学校是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为了做好统战工作，校领导们都分别与一些著名的教授和民主党派人士结为朋友。我父亲的统战朋友是林诚毅，他是个法学教授，民主党派人士。林伯伯腰板挺得笔直，不苟言笑，但是与我父亲关系极好。他们俩都是高个子。林伯伯眼睛高度近视，走路的时候，我父亲会经常自然地搀扶着他，好多人都说他俩就像亲兄弟一样。

不仅仅是他俩好，我妈妈与林伯伯的夫人余阿姨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姐姐与林伯伯的女儿也成为了好朋友。她俩下乡时选择到一个生产队，同吃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我父亲去世多年后，林伯伯总是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日子到我家来看看，在我们家经济困难的时候，他和余阿姨会默默地给我们一些帮助。林伯伯的话语不多，但是每次见到我们，他总会说：你们的父亲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