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全国政协社法委围绕“‘十四五’规划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点问题”召开网络视频调研会。设在北京的主会场和设在重庆市政协机关的分会场同频联动，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委员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立足本职，为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风险，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积极建言献策。

源头治理 防微杜渐

治理不如预防，而预防就要从源头抓起。大家认为，要重视源头治理，抓源头风险止于苗头。

“‘大事’、‘小事’和‘私事’并非绝对固定，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大事’处理好了可以化为‘小事’或’私事’。”南岸区南坪街道东路社区党委书记魏丽结合实践，介绍了该社区获得民政部创新成果奖并在南岸区全面推广实施的“三事分流”机制。“通过对‘私事’、‘小事’申请、办理、反馈、评价等过程的全周期管理，能及时掌握社区动态和各类不安定因素，做到突出矛盾纠纷超前排查、超前化解。”

源头治理离不开公共法律服务，要充分发挥法治对社会治理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住渝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静表示，目前公共法律服务最大的短板就是知晓率和使用率不高。她建议，推广应用并健全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推动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提前防范；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广泛推广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内容和服务项目。同时，要全面推进并持续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自治化解”，杜绝因“小纠纷”演变为“大矛盾”。

“完善风险评估长效机制，确保矛盾风险隐患‘发现早’。”市高法院副院长王中伟介绍了我市法院的经验：牢固树立法院“无小事、无小案”意识，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贯穿法院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做好疏导化解工作，防止由小风险发展为大风险。同时，依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确保矛盾风险隐患“处置小”，始终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法院工作重中之重，有效防控立案涉诉信访风险。

多元共治 广泛参与

多元社会主体合作共治，是我国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大家认为，只有激发社会活力，坚持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协作、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作用，才能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社会治理合力。

“发挥基层协商作用，对经议定属于‘小事’的群众诉求，通过村（居）委会召集利益主体进行民主协商，推动多方力量参与解决。”魏丽说，疫情发生以来，东路社区300余名党员和居民积极加入社区疫情防控战斗，志愿参加入户排查、蹲点值守、宣传劝导等，为确保坚决打好社区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了基础。

“积极推进多元解纷，确保矛盾风险隐患‘化解好’。全面推进人民调解进驻法院行动，全市法院共设立婚姻家庭、道路交通、劳动争议、医疗金融等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室158个，选聘专兼职调解员680人。”王中伟也介绍了我市法院多元解纷的经验。他说，我市还将建立3600余个调解组织，将8800余名调解员全部纳入重庆法院纠纷“易解”平台，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在线解纷服务。

“在多元共治中，目前仍面临着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融入度不够高，作用发挥还不完全等问题。”市政协委员、重庆冬青社工服务中心主任李长洪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发挥社会组织功能，形成合作共治的模式，将社会组织纳入基层治理工作的政策框架和工作范畴。同时，引入社会组织竞争机制、构建社会组织法治化监管的制度机制、明确社会组织管理的执法主体等。

科技支撑 技术赋能

在完善的、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提供科技支撑是手段。大家认为，要充分运用科技和信息化手段，统筹推进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各种信息数据的集成运用，为不断提高现代治理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联通、内外畅通的社会治理‘一张网’，在实战中升级‘智能中枢’、锻造‘数字神经’、密织‘信息网络’，提升全区社会治理能力。” 重庆市合川区法学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沈刚详细介绍了合川的经验做法：“大数据+网格化”，通过人力与智力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实现精准精细服务；“大数据+社会化”构建“反应链”，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解决实际问题贯穿到治理全过程，实现政府、社会、公众之间互联互通、双向互动，构建快速反应链条，强化问题处置力度。“联通‘合舟共济e+’平台与社会治理矛盾纠纷信息系统，实现调解、诉讼、仲裁一网联通。今年以来，成功调解纠纷3639件，调解成功率为99.75%。疫情期间，通过‘云端调解’，90%以上涉疫纠纷被有效化解。”

大数据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数据共享。对此，王中伟建议加强统筹协调力度，加快推进部门间、行业间尤其是政法各单位间的业务协同和数据开放共享。沈刚也赞同从国家层面，加大统筹力度，加强研究解决部门壁垒、数据壁垒问题，统一数据标准规范，建立共享制度，推动各平台间的相互融合，促进数据开放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