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咏梧，重庆市云阳县红狮镇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分支书记和总支书记，1940年任云阳县委书记，次年调重庆市委任第一委员，负责组织宣传工作。1945年与江竹筠结为革命伴侣。1948年1月率游击队在奉（节）、巫（溪）交界地突围时，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他和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名声大振的《挺进报》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封闭了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3月5日，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全体人员被迫撤到延安。由于《新华日报》的撤离，重庆消息闭塞，各种谣言四起，白色恐怖加剧，政治空气沉闷，许多人甚至对时局感到悲观失望。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渴望了解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挺进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挺进报》的前身叫《彷徨》，原是南方局领导下在重庆出版的杂志，主要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有蒋一苇、刘熔铸、陈然、吴子见等。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突然被迫撤走后，《彷徨》失去了领导，但几个同志商量决定继续按“灰皮红心”的方针办下去，先隐蔽下来，等待时机。

1947年4月，他们收到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编的《新华通讯稿》，上面刊登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大战场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几人极为兴奋，如获至宝，立即把《新华通讯稿》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取名《读者新闻》，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发行两期后，大家感到《读者新闻》缺乏战斗性，需重新取个名字。正在大家举棋不定时，吴盛儒（后来加入《读者新闻》的工作人员）捎来彭咏梧的口信——建议改名为《挺进报》，一是纪念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二是革命者应当挺起胸膛向前进。于是，蒋一苇、刘熔铸、陈然、吴子见等几个人一致同意彭咏梧的意见，决定把《读者新闻》的第三期改为《挺进报》创刊号。《挺进报》在山城的出现，犹如黑夜里的灯塔，为人们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挺进报》出刊两期后的一天，时任开明图书局经理的刘熔铸正在门市部整理书籍，彭咏梧秘密找到他，传达市委的指示：《挺进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直接领导，今后由彭咏梧负责联系；报纸印数要尽可能增加，印刷质量要设法提高，报纸印出来后全部交给市委发行，可留下一部分交经办人员处理；办报所需经费目前组织上无力支付，可以筹集，但不得以党组织或《挺进报》的名义筹措经费，自愿捐助者可以不必拒绝，《挺进报》的办报方针和内部人员的分工不变。实际上，彭咏梧作为重庆市委分管宣传的委员，已成为《挺进报》的直接领导人。

彭咏梧离开后，刘熔铸立即向蒋一苇、陈然进行了传达。他们几个经过认真讨论，商量了提高刻写、印刷等工艺质量方面的方案。在彭咏梧的要求下，经过一番努力，报纸印刷质量明显提高。接着，彭咏梧又来传达市委要求在《挺进报》组建特别支部，发展党员的决定。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加快，为配合正面战场，1947年10月，组织上调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去下川东云（阳）奉（节）巫（溪）一带发动武装斗争，才没再直接领导《挺进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