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郭兵主编的《红都瑞金》记载：1931年8月，中共瑞金县委由中共闽西特委和中共赣东特委双重领导。县委书记李添富是中共闽西特委派来的。中共赣东特委从宁都县迁到瑞金后，特委书记谢唯俊才了解到李添富在全县大肃“社会民主党”一事，并发现其中存在严重问题，需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迅速扭转局面，以应对敌军可能对瑞金发起的进攻。正好邓小平此时来到这里。中共中央苏区局巡视员霍步青是邓小平的老熟人，对邓小平非常了解，于是经与谢唯俊等共同研究，决定将迅速纠正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错误这一重任，交给邓小平。中共赣东特委委任邓小平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并要金维映配合邓小平工作。

上文说到的霍步青，是綦江革命烈士中周恩来赞扬过的、黄埔军校“霍氏三杰”之一。那么，他为什么与邓小平是“老熟人”、怎么会对邓小平非常了解呢？他又是在什么背景下推荐，并与赣东特委共同决定委任邓小平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这一决定对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后来人应该弄清楚的。值此烈士们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之际，将其挖掘整理出来，以飨读者，告慰烈士英灵于九泉之下。

冲出虎口 霍步青瑞金巡视

霍步青，原名霍仁云，1902年2月生于綦江县蒲河乡温泉村福泉庄（今永城镇）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加入共青团，与綦江革命志士邹进贤、霍绍文等同志一起参与并领导了“五·四运动”以后的綦江早期人民革命斗争。

1925年秋，霍步青与四弟霍坤镛、堂叔霍栗如，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大队，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学习、战斗。三人表现出色，被周恩来赞誉为“霍氏三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霍步青奉命于1927年4月底转移至上海，进行地下斗争，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任中央组织部接待科科长、总交通。直到1931年4月顾顺章的叛变，迫使他离开上海为止，在长达4年多的地下斗争中，他精明能干、机智勇敢、工作积极，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军警特以及革命的叛徒，进行殊死斗争，在白色恐怖下，凭着对党的忠诚，一次又一次完成了任务，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再次得到周恩来的信任和称赞。

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的出卖，情况万分紧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凡是有可能被顾顺章知道或了解的机关和人员开始大转移。

第一次，组织上决定让霍步青赴苏联学习，但是，由于秘密交通线发生了问题，联络不上，路途中的安全没有保障，没能实现。

第二次，中共中央又决定派其到湘鄂赣苏区工作，于是他告别妻子朱月倩和两个幼女，踏上征程。不料，在途中被叛徒顾顺章发现并密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大喜过望，认为抓住霍步青这个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总交通，就会把共产党的所有机构一网打尽，因此，派了大量特务跟踪、追捕。所幸，周恩来及时获悉了此情报，立即派人把霍步青秘密召回上海。朱月倩在《青天赤帜》一书中回忆道：“那天晚上我听见敲门，一看是周恩来。周通知我转移，并商量如何保障我丈夫霍步青的安全，那时他刚乘船离沪赴汉。正是由于周恩来的紧急安排，他才得以中途下船，避免了在武汉遇险。”

第三次，中共中央决定让他改赴中央苏区工作。1931年夏，霍步青终于冲出虎狼口，通过秘密交通线，到达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苏区局巡视员。

1931年8月7日，霍步青与赣东特委（1931年6月组建，管辖瑞金、宜黄、宁都、广昌、乐安、南丰等县）书记谢唯俊一起，到达瑞金县巡视工作。

扭转局面 邓小平临危受命

此时，瑞金的县委书记名叫李添富，此人热衷于在革命队伍中清查“社会民主党”，并亲自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将一些出身地主、富农家庭，或者对他那一套“左”的做法表示不满的党员、干部和群众，通通指责为“社会民主党”分子，随意逮捕，严刑逼供，予以处决。全县被其杀害的有400多人，以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局势一片混乱。

霍步青在8月8日给中央的《中共赣东特委步青给中央的报告——三次战争形势及瑞金党的情况（1931年8月8日写于瑞金城）》中说：“党及政权因为打社会民主党打垮了，整个党团600余人现在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查出。现在只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这样的赤色不是亲在此间看见，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李添富在全县党组织内部怀疑一切，滥杀无辜，把整个瑞金县党组织几乎搞垮、搞瘫，造成全县思想上的大混乱，严重削弱了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损害了党的形象。肃反运动仅仅两个月，瑞金的革命形势由好变坏急转直下。邓小平同志在《我的自述》中回忆说：“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

霍步青和邓小平是老朋友。早在1929年，他们就同在中共中央工作，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邓小平、张锡媛夫妇和霍步青、朱月倩夫妇六个人，是同一个党小组的中共党员，经常在一起开展组织活动，研究工作。霍步青在中央军委工作，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两人在工作上常有联系，所以相互非常了解，霍步青也非常敬佩邓小平的工作能力。此时，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央苏区相见，“令邓小平感到意外”，分外亲热。

于是，霍步青向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详细介绍了邓小平，在相互了解之后，他们都对瑞金目前的情况感到担忧。霍步青将自己初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向邓小平和金维映作了介绍，谢唯俊也认为李添福他们抓“社会民主党”存在严重问题，必须采取措施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不然的话，不用敌人来打，自己就会垮掉。

“在这种情况下，霍步青和谢唯俊等商定，由邓小平取代李添富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为方便起见，让邓小平先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传》第194页）于是，27岁的邓小平二话没说，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一定不负众望，把这副担子挑起来。

霍步青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来此任务，一方面推进宁南工作援助三次大战（注：即第三次反围剿），一方面整理瑞金工作。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党及政权，发展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彻底重新分配土地。”后来，瑞金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正是按这样的要求在做。

邓小平带着金维映和稍后到来的余泽鸿等人，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倾听干部群众的呼声，很快掌握了李添富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指鹿为马、滥杀无辜的大量事实。而后，他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和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在会上，邓小平鼓励大家就前一阶段瑞金的肃反工作发表意见，在他的鼓励与支持下，一些党员打消了顾虑，纷纷揭发李添富等人乱捕乱杀党员干部的严重错误。

邓小平代表民意，以赣东特委的名义，罢免了李添富县委书记和肃反委员会主任职务，将其逮捕、公审。由于民愤极大，当场对李添富执行了枪决，同时，宣布释放所有被怀疑为“社党分子”而遭关押的200多人。这一系列快刀斩乱麻的行动，驱散了笼罩在瑞金上空的阴霾，瑞金县混乱的局势得以迅速稳定。

此后，新的县委采取措施，迅速恢复、建立和整顿了县、区、乡三级党组织和区、乡苏维埃政权；举办了积极分子培训班，加紧培训一批本地干部；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领导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彻底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瑞金这一革命老区，各个方面的工作很快有了新的起色。

此时的霍步青，已就任60公里以外、新设立的彭湃县县委书记。

“一苏大”召开 瑞金成为“红都”

正当邓小平在瑞金大刀阔斧拨乱反正，恢复党组织和发展生产的时候，一件意外的好事，正不知不觉向瑞金走来。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刚刚接任中共中央苏区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于1931年9月13日在兴国县水头庄发布命令，决定方面军立刻开赴福建的汀州集中——伟人们已初步将福建长汀城作为召开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一苏大”，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首选地点。

9月28日，艳阳高照，金风送爽。中午时分，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等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的领导，来到了瑞金叶坪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进福建的长汀县，准备在那里完成两项任务：一是筹粮筹款，休整补充部队；二是筹备在11月7日召开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来到叶坪村后，他们决定在此暂作休息，于当晚赶到长汀县。

毛泽东利用这一机会，在叶坪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和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关于瑞金和赣东苏区情况的汇报。从邓小平的汇报中，毛泽东了解到瑞金有深厚的革命基础，并全面分配了土地。他认为，邓小平在短短的时间内打开了瑞金的工作局面，获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同，是一位善于驾驭时局发展、有着很强开拓精神的年轻干部。

而正是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促使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改变主意，下决心放弃原来准备在福建长汀召开“一苏大”的想法，改定在瑞金召开“一苏大”，并将临时中央政府改设在瑞金叶坪村。

1931年11月7日，令国民党政府震惊、令全国劳苦工农大众振奋的大事——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县召开，大会开得非常成功。11月27日，在叶坪村外一片浓密的樟树林里，毛泽东正式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从这个时候起，人们改称毛泽东为“毛主席”。最后，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从今日起，瑞金改为‘瑞京’，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