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口：永远的红色之城

在中国大地上有一块浸染着无数优秀巴山儿女鲜血的红色版图——川陕革命根据地，城口就镶嵌在这块版图的最东边。

红军的鲜血曾洒满了这片贫瘠的土地，红军的足迹曾留遍了巴山任水，红军曾在这里点燃了星星之火，铸成了燎原之势。

如今，城口在摆脱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基础上，正发扬光荣革命传统，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充分挖掘红色文化，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篇章。

初夏时节，川渝政协报“重走初心路·川渝新发现”联合采访团走进城口，循着红军的足迹，探寻那段光荣的历史，展现英雄土地的乡村巨变。

苏维埃的改天换地

在城口县城南门的碉堡梁，一座汉白玉石碑高高耸立，上书“川陕革命根据地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纪念碑附近，是依山而建的苏维埃政权纪念公园。清晨和傍晚，当地居民会沿着公园内的健身步道拾级而上去锻炼、休闲，享受小城的幸福时光。

然而城口人民不会忘记，1930年3月20日的那声号角，在火光冲天中紧闭的城门被打开，城万红军攻入，城口成为当时川渝地区被地方红军占领的首个县城，震惊全川。

“1930年，李家俊指挥‘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亦称川东游击军）攻占城口县城，建立了县、区、乡农会；1933年，红四方面军宣达战役取得胜利时解放城口，并先后建立了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组织，形成完整的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这幅地图上标注着红旗的乡镇就是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标注的五角星说明当初这里曾经建立过苏维埃政权……”5月18日，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解说员向我们讲述着城口苏维埃的发展历程。

纪念馆内，一把只剩3根羽毛的鹅毛扇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这把扇子是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用过的。它见证了苏区军民的鱼水深情。”随同采访的县政协退休干部、原城口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合轩讲道。1934年7月，城口农村流行一种“鸡窝寒”的传染病，以前穷苦人民看不起病只能等死。但王维舟率红三十三军进入城口后，建起了红军药房、红军医院，免费为贫困群众看病抓药。“鸡窝寒”流行后，王维舟亲自检查治疗情况，组织医生和药物免费为贫困人民诊治，很快“鸡窝寒”得到有效防治。为奖励治病有功的医生周俊候，王维舟将陪伴自己多年的鹅毛扇赠送给他，并叮嘱他坚持行医，为百姓减少病痛。后来这把“救苦救难”的鹅毛扇被群众悉心保存，直到被送到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

苏区城口在红军的领导下也有了改天换地的变化：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让农民得到了世代梦寐以求的土地和自由；建“列宁小学”，对贫雇农的孩子进行免费教育，穷苦人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抓农业生产、搞交通建设……“通过一件件实事，老百姓感受到红军是真心为穷人谋福利的，都真心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张合轩说。

城口苏区人民和地方赤卫队，积极配合红军的多次军事行动。左岚乡的陈良魁是当地游击大队长和村苏维埃主席。1934年红军在城口战斗期间，他发现地主袁华中帮敌人打探红军行迹，立即报告上级。红军将计就计，通过伏击全歼敌军一个连。当时，全县成立的7支赤卫军、16支游击大队、30多支游击小队、6个童子团，为维护社会治安、巩固红色政权和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保证红军后勤供应方面，城口人民更是倾尽所有。红军在城口战斗期间，正好遇上旱灾、虫灾，粮食歉收。《城口县苏维埃创建史》一书记录了对曾任红三十三军295团司号班班长刘武彩的采访。刘武彩泪流满面地说：“在城口战斗期间，是城口人民养活了我们。只要是能吃的东西，他们就送给我们吃，有的人家把看家狗都杀了送给红军吃。”

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在城口战斗期间，城口通过各级苏维埃政权捐粮10多万公斤，打草鞋5000余双、编斗笠2000多顶，并捐献了大量的蔬菜和肉类。

军爱民、民拥军。苏区的人民知道，红军是苏维埃的支柱；苏维埃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没有人民的政权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民以苏维埃政权为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指挥部的红色记忆

“红三十三军是在城口驻扎时间最长的部队。”张合轩说。当时李家俊的川东游击军遭到当地军阀刘存厚的三次调兵围剿，最终因寡不敌众，退出了城口县城。1931年春，王维舟奉四川省军委的命令，重组川东游击军。1933年11月，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至此，红三十三军在城（口）万（源）战斗了17个月之久。

1934年5月，红三十三军在王维舟的指挥下，以“消灭刘湘救穷人”为口号，兵分三路从大竹河出发向城口中心区域发起反攻。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长池垭遭遇战了。”张合轩说。

1934年6月11日拂晓，红三十三军二九五团在团长万德胜的带领下，与敌军王三春的一个团在长池垭发生激战。此役，红军在人数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英勇善战，大获全胜，共歼灭敌军5个连，毙敌400余人，缴枪200多支。红二九五团在此设立团部。

从城口县城出发，翻过坪坝大梁，在一转弯处我们看到红三十三军二九五团团部遗址石碑，上面记录了长池垭遭遇战。2009年，城口县政府将此处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坪坝大梁的一处小山岗，张合轩说，这里就是长池垭战斗遗址。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见一圈红军当年所挖的战壕。“早几年，村里的小孩子还在这附近挖到过当年战斗留下的子弹壳。”张合轩告诉记者。

“1934年6月15日，王维舟率领红三十三军攻破县城，城口县城再度被红军解放。战斗胜利后，红三十三军将指挥部设在了坪坝镇义学村龚家大院，历时9个月，直到红军长征。”张合轩说。

龚家大院，是一座两层楼的穿斗木民居，大门上挂着红三十三军指挥部旧址木牌，一楼的房间现已辟为陈列室。“当年，红三十三军的指挥部就设在我家，我婆母庞玉珍还给红军煮过饭。”站在龚家大院的坝子里，庞玉珍的儿媳、坪坝镇义学村村民周英珍对记者说：“当时王维舟就住在我家左厢房，每天回来都很晚。婆母默默地帮红军做鞋子、袜套，尽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军长王维舟、副军长罗南辉在这里指挥部队作战取得多次重大胜利。红军英勇作战、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激励着城口人民。据统计，当时城口全县仅有5.7万人，其中就有3000多人参加革命，500多人参加红军。

后卫师的血色征途

“以前我们的红色历史讲到1935年红军撤离，城口儿女跟随长征就结束了。但当时500多名城口儿女跟随红军参加了长征、西征，470多名城口红军光荣牺牲。在这血色征途中，他们遭遇了什么，有什么悲壮感人的事迹，没有人知道。”城口县政协副主席张芬告诉记者，城口的革命历史应该包括这光荣、悲壮的部分。

为了把红色故事的链条补充完整，2018年7月，城口县政协根据重庆市政协、城口县委领导安排部署，启动了城口县红军长征、西征历史专题调研。

寻找血色征途中的无名英雄之路由此展开。

两年半的时间里，调研组先后到达陕西、四川、甘肃、新疆、青海等省市，途中克服了炙热高温、雷暴阵雨、高原缺氧等种种困难，先后走访近60个革命老区县，130多个党史部门和研究机构，考察纪念馆、博物馆等150余处，采访相关专家、学者及红军后代近200名，形成《城口红军长征西征历史调研报告》。正是他们的调研为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展陈丰富了内容，也使得那段历史得到真实再现。

1935年2月，红军撤离城口苏区，500多名城口籍红军战士也跟随红三十三军离开城口，踏上了征程。担任后卫的红三十三军，一方面要面对敌人飞机的侦查轰炸、地上追兵的尾随攻击、地方反动武装的袭扰破坏、地主豪绅的造谣中伤；另一方面要保证四方面军总部机关的安全、伤病人员和各种物资的运送、失散红军和伤员的收容，还要昼夜兼程追赶大部队，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队伍每天都有减员，每天都有流血。一个军后来缩编为一个师。

“城口红军刘义惠当时年仅12岁，个子还没有枪高，途中走不动了，就拉住首长的马尾巴拖着前行。”张合轩是调研组成员之一，在调研中他们了解到，当时参加红军的许多都是小兵，小的12岁，大的不过24岁，他们许多人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调研组在汶川红军纪念馆，被玻璃柜中陈列的森森白骨所震惊，并了解到这样一段血泪往事：红军长征经过汶川期间，留下红三十三军战士照顾伤病员，在他们伤好归队时却被歹毒的团防局设伏，他们中的大多数惨遭杀害，鲜血把杂谷脑河都染红了。

但这支铁流后卫没有被牺牲吓住，他们以坚毅的意志和流血牺牲，换来了大部队的安全撤离。城口红军随四方面军大部队走完了长征全程，进入西路征途后，城口红军经历了山丹突围和高台血战，牺牲殆尽。

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内，我们看到几位城口红军幸存者的照片。童云，城口县坪坝人，从一个受苦受难的童养媳成长为红军战士。1935年夏，她随军撤离，三次过草地，后随部队辗转到了陕北，在延安荣获一等模范英雄称号。她也是城口最后一位老红军，享年95岁。张国安，城口庙坝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长征到延安，1951年回到城口后历任庙坝乡乡长、新城区公安干事等职。老人离休后，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还发挥余热在县委守大门，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虽然牺牲的城口红军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他们的战斗故事掩藏在岁月的长河中，但城口人民不会忘记，国家也不会忘记，正是他们的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确保了大部队的转移，换来了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

红军村的幸福密码

“红军来到巴山林，巴山林里雾腾腾”。1933年至1935年，红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后檐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攻守拉锯战，为红色根据地的巩固和城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檐山也成为被革命先烈鲜血染红的热土。

如今的后檐山，公路如银白的飘带，缠绕在青山中。漫山红叶如燃烧的革命烈火，染红了山脊。在这如云般高耸的山上，是我市唯一以“红军”命名的高燕镇红军村。

2019年以前，红军村还是城口县仅剩的十个未脱贫村之一。不少村民在锰矿开采中得了矽肺病，因病致贫。2019年3月，来自两江产业集团的王旭东到红军村任第一书记。初到红军村，除了贫困，王旭东既没看到红军战斗遗址，也很少听到红军的故事。村民思想落后，干部不思进取，村党支部还被评为落后党支部。

“要用红军精神照亮我们的脱贫路。”在王旭东的带领下，村支两委成员钻丛林、斩荆棘。一路走来，他们发现了密林里的红军医院、战壕、哨卡等遗址，一个个红军战斗的故事也被挖掘了出来。“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训词让大家备受触动，红军精神坚定了大家不屈不挠、义无反顾向贫困宣战的决心。

高燕镇党委副书记李长建告诉记者，仅一年多的时间，红军村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盘绕在后檐山的村公路从3.5米拓宽至6米，连接起了大山深处的红色历史陈列室、红军哨台、红军医务所旧址、村苏维埃旧址、红军村纪念广场、红军步道等红色景点。千亩红枫林项目启动，漫山红叶在开启绿色银行功能的同时，也吸引来八方游客。产业同步推进，实行一社一产，定制产业项目，首届稻桑文化节受到关注。实施环境改造，绿化美化边坡地，安装太阳能路灯，家家户户实现垃圾分类，红军村变身为花园村。

在开满月季花的小院，记者见到双腿残疾的老覃。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去年在政府的帮助下，老覃告别住了几十年的危房，从高山搬进一楼一底的新家。“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摆脱贫困，住进这么好的房子。”老覃说，过去因为残疾，自己有等靠要的思想。可看着村里一天天的变化，心里也活泛起来。“在王书记的帮助下，我们家办起了农家乐、种植了中药材。现在每月农家乐收入就是三四千元，大黄一亩还有一万多元，日子越过越好。”

在鲜花盛开的小院，老覃的笑容绽放得如花儿一般。

老覃口里的“王书记”就是即将离任的第一书记王旭东。在村委会门口，王旭东和记者谈起驻村的日子，很是感慨：“在这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方，如何将青山变金山？我认为只有以红色文化为魂、生态发展为根才是我们村希望所在。”令王旭东欣慰的是，2019年底红军村全面脱贫，过去的落后党支部成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红军村也成为重庆市第一批美丽宜居乡村。现在他可以放心地把乡村振兴的担子交给下一任“王书记”了。

“以志铭记和发扬红军将士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永远做共产党的好儿女……”这句话被深深地镌刻在红军村红军纪念广场石碑上。这，就是红军村的幸福密码。红军精神早已超越了时代，成为老区人民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精神源动力，在摆脱千年贫困上激励着一代代城口儿女不懈奋斗，向乡村振兴的美好生活奋进。

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

红军村红军纪念广场上镌刻着“幸福密码”

在红三十三军指挥部旧址重温入党誓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