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渡是古人急公尚义为方便行人、商旅而设的渡口，是古代的民间公益事业。

宋代官渡是要收费的，而私渡则往往“勒索取资”。义渡则不然，是免费的。江津县游溪渡“往来士商不索分文”。

义渡之船称为义舟、义船。欲置义渡，首先是民众自发捐置，或由官员倡导，官员也捐“清俸”，继而买田，田被称为“义渡田”。将“义田”租出去，以田租收入支付渡夫及家眷工食并造船、修船等费用，“每年收利息，以给渡夫”。既养活了渡夫，又方便了行人，还成就了义举，这就是古人的“急公尚义”。官方亦乐见一方安宁。咸丰三年《开县志》专设《急公尚义》一章，以褒义人之举，以彰公德之美。

宣统三年《内江县志》卷一《城池·津梁》云：“东关大江，明初有浮桥，后以风涛叵测，知县张泳造小舟四十艘，往来犹病，义士黄玉捐资造舟为梁，民称便焉。”此乃笔者目前所见四川义渡最早之记载。

资中县的甘露寺渡、小三江口渡、水南渡、游溪渡，是“粤东南华会”“粤众”“吴、楚、闽、粤客居游溪者，集腋相助”，说明了清初“湖广填四川”时，入川外籍人士纷纷融入当地建设。他们在四川立足下来，得到发展，并有力量支持当地公益事业。

民国《巴县志》卷十七《自治·义渡》载有巴县长江大渡口义渡，今重庆马桑溪长江大桥北桥头有大渡口义渡公园，此乃国内仅有的以“义渡”为名的公园。

既然是义渡，则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募捐。邑人、乡绅捐资买田招租，或募资生息，或买房出租，以其收入为渡夫工食及补修船只之费，此乃义渡最主要经费来源，各地义渡皆同。

江津县仁沱渡，“里人袁杨氏捐银四百两……并募众善共银千余两买田业一分，每年收租谷以为渡夫之用”。江津县真武渡，“里人戴登霄率同弟侄等共捐银一千零六十两，买本里花坪坝田产一分，载粮二斗二升五合，收租谷以给三处渡夫之用”。巴县木洞镇义渡，“每岁由木洞万天宫拨谷五石，义冢会拨谷七石，培德堂拨谷二石”。云阳县二道溪义渡，“道溪义渡会支应”。

而民间义人欲设义渡，往往需官员鼎力支持、协调，始获成功。江津县松溉镇三溪义渡的设立，要经重庆知府批准，“首人禀重庆府尹石批准，除条粮外， 杂项差徭概行优免”。万县巴阳峡上下两渡，“咸丰七年知县冯卓怀谕募设”。彭水县南渡沱义渡，“光绪元年，知县庄定域因张令官渡久经废弛，派委绅粮募化本城及崖西、茶园、波惹、三会、龙洋、万足六乡捐资建设，勒石龙神祠”。

从文献上来看，云阳县的义渡最多、记载最详细，自乾隆四十二年张三设立东桥上下渡，至民国十三年张少文等设立顺风义渡，有40多处义渡。其中汤溪东城义渡为道光三年闵辅邦设立，至今“闵家义渡”石刻四字仍保存完好。

清乾隆时巴县已有义渡会。巴县木洞镇义渡，“清乾隆时，乡人募置田租四十石，成立广济义渡会”。合川县“南津义渡亭设局，有董事，两岸绅董各一人”。晚清万县有义渡会，云阳县有“道溪义渡会”。

募捐置义渡并非易事，为使义渡永久以便商旅，义渡口岸往往立碑记创始经过，以褒义人，以立规章，并“绝渡子索钱”。

光绪二十一年，南川县清溪河王氏义渡，“以昏夜贩夫强迫放舟，致覆。更定开船规约如下：（甲）洪水涨至石梯四级，不许开舟；（乙）夜至三更后， 不许开舟；（丙）往来人等不许篙工私取分文；（丁） 求渡者不遵议定章程，倘有变故，不与施主相涉；（戊）不待篙工私行放船者， 凭众议罚”。

南川县石灰崖渡，“附近殷实之户秋成捐谷给船户，惟出谷之户及贫人不取资”。

巴县海棠溪义渡，“成立之始……定章刻石”。

江津县游溪义渡，“往来士商不索分文，渡夫有妄取者，击瓦为号。…… 舡不许满载，钱不许多索，勒为成规。……大舡二只，每日轮流，小舡一只， 以便小溪一切过客，迁移牛、马、猪只，不取分文，至其盘诘奸盗、稽查禁物， 较前更谨。仍呈恳邑侯详请上宪，刻碑注册，永垂久远。……立法当求其可久”。

这些“永垂久远”的铁碑、石碑文字，就是民间的法律文件。

大渡口义渡公园 王加喜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