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前上海有两家由共产党开办的贸易公司：一家是由卢绪章当经理的广大华行，一家是由肖林当经理的华益公司。

华益公司是抗战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由在重庆江津成立的恒源商行—大生公司—华益公司演变而成，最后由重庆迁往上海。

华益公司意在“一切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公司经理肖林换上军装，结束了将近10年的“老板”生涯。他曾经为共产党赚过多少钱，谁也无法说清。他最后交给党中央的是12万两黄金和价值1000万美元的固定资产。他自己则两袖清风，仅仅留下3枚银元作为纪念。到他晚年，这3枚银元，也捐赠给了重庆市博物馆。

肖林，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人，生于1915年7月。青年时期就读于江津聚奎小学，后来到重庆求精中学上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他倾向进步，热爱文艺，喜欢写作。1936年进民生公司当职员，1937年受到抗日救亡热潮的鼓动，在重庆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组织“职业青年救国会”，1939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停发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粮饷。这时第十八集团军已发展到50万人之众，给养和武器弹药，除了依靠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勉力支持以及从敌人手中夺得外，主要依靠驻重庆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筹集。

当时肖林正在民生公司物产部工作，遵照重庆地下党领导人廖志高的指派，肖林与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建立了联系。在一个难忘的晚上，肖林在钱之光的带领下来到红岩村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们两位来商量一件事情。钱之光同志可能有些知道，党的活动，无论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需要大量的经费。要有钱，这钱从哪里来？不能光依赖拨款和支援，还要靠自己去开辟财源。这就是我今天找你们两位来要商量的主要问题。”

接着周恩来分析了“皖南事变”后我党在政治上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经济上遇到的极大困难，说：“我们这里是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像在延安，可以开荒种地，丰衣足食。怎么办？要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条件，开展我们需要的经济活动，做生意、赚钞票。”周恩来又说，“我们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就是同一般的工商业者一样，合法合理，正当经营。但也有秘密的一面，也就是资金、利润和资金用途，不能公开，绝对不能公开。”

“党需要多少钱？什么时候需要钱？”周恩来继续说，“很难预料，只能给你们订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法凑足，绝对不能误事。”

第二天早晨，肖林在从红岩村回到市中心的路上不断地细细品味周恩来的谈话，同时不断思考：生意从哪里做起？钱又该如何去赚？

肖林那时虽然是在民生公司物产部工作的一个职员（物产部是搞经济工作的部门），但他自己却很少参加实际操作，并不会做生意。现在面对党的委托，不知从何下手。

那时民生公司位于重庆下半城陕西街灯笼巷，它的对面是重庆市钱业同业公会——重庆市的钱币交易市场。肖林从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领来少量资金。在公司好友的带领下，从进入重庆市的钱币交易市场开始，学习资金拆借和钱币交易，逐步搞点（黄）金（美）钞买卖，赚得一些收益。

肖林为了不负党的委托，1941年4月，毅然辞去民生公司职务，同爱人、共产党员王敏卿一起，回到江津，开了一家夫妻商店恒源字号。从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领来一笔资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江津—重庆—湖北三斗坪，三点一线，专营从三斗坪进口土纱、从江津转运食糖到湖北的联销业务。恒源字号人员少，费用低；加之肖林与民生公司的人事关系，运货装船十分便捷，资金运转较快。一年下来，盈利颇丰，深受党组织的表扬。

在此基础上，1944年春天，肖林进一步与原民生公司老友张树霖在上海经营的大生公司合作，结束了在江津的恒源字号，筹建重庆大生公司，肖林担任经理，扩大经营五金、木材、药品和日用百货。抗战时期，重庆市场日用商品极其匮乏。五金、西药、百货全赖从江浙等地进口。重庆大生公司仰赖上海支持，生意越做越红火，商贸经营，有了更大发展。

肖林同上海大生公司联合经营，同时与重庆另一家专做上海百货生意的正发洋商号建立了业务往来，对于上海市场有些了解。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随国民政府迁往南京。肖林按照在重庆与钱之光约定的时间去到南京，在梅园新村第二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肖林在重庆的工作大大称赞了一番。随后说：“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和之光同志研究，决定你还是要继续从事地下经济工作，为党筹集更多的活动经费；但南京不能做生意，要到上海去发展。”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之光与肖林对在上海开办公司的事情作了具体商量，决定成立华益公司，扩大业务经营。华益公司成立初期，主要经营日用百货。肖林驻上海，他爱人王敏卿驻重庆，互相联手，业务发展十分红火。

当时在山东老解放区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政权，接收了一批黄金、美钞和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由于解放区特定的行政管理制度，黄金、美钞和法币在那里都不能流通使用；尤其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在老区成了废纸。正在胶东主持经济工作的薛暮桥见到这样的情况，认为十分可惜，如能把这些法币、黄金、美钞运到上海，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将成为一笔很大的财富。这个建议经南京中共代表团批准，决定利用山东与上海的经济渠道，把这些金钞运到上海交肖林的华益公司，由华益公司用部分钱购买药品、布匹、百货运往山东老区。后来进而通过私人关系，肖林与国民党军李弥兵团经营的中兴公司拉上关系，利用国民党部队作保护伞，为共产党的地下经济组织办事，为华益公司带来滚滚财源。肖林的爱人王敏卿也经组织批准，由重庆调到上海，协助肖林工作，业务经营更加扩大。

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5月，党在香港筹建的华润公司成立。根据党的决定，在上海的华益公司与在香港的华润公司联手经营外汇业务。肖林进而跻身于外汇股票市场，为我党积累了一大笔资金。华益公司成了党在上海的“地下钱库”，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莫大的贡献。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肖林和爱人王敏卿一起，站在全市人民喜庆的队伍中，欢呼人民的胜利！

直到1985年12月离职休养，肖林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军管会轻工业处业务副组长、中国纺织品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经理、上海市商业局副局长、上海市水产局长等职。

肖林原名肖旭初。1949年秋天，陈云到上海主持召开全国财经会议，钱之光陪同。钱之光与肖林再次见面，老友重逢，分外高兴。钱之光仍然像当年那样称呼他“旭初同志”。肖林说：“你叫我肖林吧！现在解放了，我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原来我有个小名，因我家门前有棵大树，我出生时我母亲给我取名‘树林’。现在解放了，树木才能真正成林，让大家叫我肖林吧！”

肖林同志于2003年３月16日去世，终年88岁。这位长期战斗在党的经济战线上的“红色老板”，在那艰苦的年代, 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清正廉明，公正无私，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与情操，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