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李忆南 毛紫薇

近日，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在市急救医疗中心就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重点提案《关于建立规范化非急救医疗转运体系的建议》进行了督办。据了解，2022年，重庆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为19699.51万，而我市现有的非急救转运服务供给明显不足。如何探索开展非急救转运服务，满足患者差异化就医需求成为部分市政协委员关注的重点。

进院容易出院难？

“进医院容易，出医院难啊！”市民刘女士回忆起两年前，自己把腰摔坏了，进医院是通过急救120运送的，出院时却因腰伤无法坐立，要以平躺的姿势回家而让自己陷入困境。她说，当时是借用医院的推车将自己送到私家车后排，勉强躺着回家的。

提案主要撰写者、致公党党员、重庆财经学院副教授蒋缨认为，刘女士当时的情况就是典型需要非急救转运服务的。她进一步谈到：非急救医疗转运是指非紧急情况下配备一定医疗设施的患者转运。

“不论院前院后，只要不需要实施急救措施，但需要给予一定医疗照护的行为，都应当属于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范围。”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邢雅翕谈到，当前，患者往返医院频次高、转诊转运频繁，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供需失衡原因何在？

蒋缨认为，当前政策制定滞后、医疗资源缺乏、平台搭建缓慢已成为影响非急救转运服务供需失衡的重要原因。

政策制定滞后，社会力量难承担。2018年12月，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动员下，北京、上海等8个省（直辖市）相继颁布了非急救转运相关政策性文件，13个省（直辖市）开展了试点，而重庆未纳入其中。蒋缨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政策文件支持，愿意进入这一行业的公司将陷入无序竞争，可能出现无资质违规运营的局面，这也是大型正规服务企业不愿涉足该市场的原因。”

资源投入缺乏，医疗机构“行路难”。救护车数量有限是导致非急救转运服务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市政协委员、沙坪坝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赖利坦言，当前沙坪坝区人民医院共有4辆120救护车，主要用于急救转运，对于非急救转运的需求暂时无法满足。市急救医疗中心党委书记马渝介绍：“当前，重庆市的部分急救中心在从事院前急救工作时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开展非急救转运服务是比较困难的。车辆编制、人员配置等都是开展非急救转运亟待解决的问题。”

平台搭建缓慢，转运服务难发力。蒋缨调研了解到：“急救网络医院一线救护车归急救指挥中心调派，医疗机构能自行调派的二线救护车数量少、运营成本高，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建设非急救转运部门。”赖利也说，目前重庆没有正式的非急救转运平台，也没有相关官网。重庆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副主任向涛对此予以确认：“目前全市只有‘渝快行’这个由企业自发联合各大医疗机构合作的平台在开展非急救转运服务。”

就医之路如何更畅？

如何解决非急救转运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委员和专家们从制定政策、搭建平台、补充医疗资源等方面给出了建议。

先立规矩再干事。目前，市卫生健康委已印发《重庆市救护车管理办法》《关于开展院前急救分类分级救护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对院前急救和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进行规范。但蒋缨表示，目前重庆关于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政策较宽泛，还可对照已出台相关管理办法的省市进行完善。赖利也建议：“相关政策和行业标准出台后，有关部门还要建立监督体系，定期开展督导检查，指导相关企业、医疗机构做好出入院助行服务。”此外，市政协委员、垫江县人民医院院长龚昌奇希望有关部门能给医疗机构增加120非急救医疗救护车的编制，以满足不能自理的特殊患者的出院需求。

完善运营模式，满足差异化需求。针对救护车数量有限、资金不足等问题，赖利建议由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在全市范围内打造专门的非急救转运平台，将医疗机构和符合转运资质的社会机构一并纳入系统管理，同时将转运服务划分为“医疗转送”和“普通助行”。如“医疗转送”类患者，可由医疗机构承担服务；“普通助行”类患者，由社会机构承担。救护车充足后，随车医护人员不够怎么办？对此，赖利认为可合理布局市内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网点，加强社会机构随车医护人员的招募和培训。

联系实际，解决平台问题。蒋缨说，目前重庆公运集团推出了“渝快行”，但其并非只承接非急救转运服务，且多数患者对该平台不了解。她呼吁有关部门成立集调度、客服、转运为一体的非急救转运平台，提供规范化非急救转运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