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5日是《重庆政协报》创刊四十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自己与《重庆政协报》相依相伴40年的经历浮现眼前，一个个难以忘怀的故事涌上心头。

学生与老师的故事

还记得，1984年4月10日，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沧白堂（原市政协机关所在地），我参加了政协报首次组稿发行会，就此结下与《重庆政协报》长达四十年的情缘，先后担当了通讯员、特约记者、通联站站长、编辑、作者等。

还记得，手捧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第一张政协报，聆听著名诗人、时任市政协副主席凌文远，资深报人姚江屏老师介绍全国第一张地方政协报创刊过程、版面设计、组稿原则及写稿要求等。初涉此道的我既为自己能在创刊之初加入这个队伍而骄傲；同时深感神圣的使命和沉甸甸的责任。

还记得，1985年春节前，在永川地委招待所举办的第一次通讯员培训会上，资深记者李厚诚老师语重心长的“当记者要做到眼勤、心勤、手勤”的教诲，让我第一次领悟了新闻写作的“诀窍”。

还记得，1986年8月，我的一篇反映区政协全体委员给毅然驾机飞返大陆的台湾飞行员王锡爵发贺电及王锡爵复电情况的稿件——《王锡爵复信答谢市中区政协》刊登不久就收到一封来信，这是一张印有“政协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字样的便签，上端粘贴我的稿件，下端是文史专员、著名编辑王抡楦老师用毛笔书写的一封短信：

何莉同志：

这一题材很好，承赐寄，谢谢！

及祝

撰安！

王抡楦

九月一日

寥寥数语，好似暑天里的一股清泉，让我深深地感受到新闻老前辈对后学的关怀爱护之情。当我专程去向王老致谢时，他说，看到年轻人成长，很高兴，希望你多写稿。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从此，我写稿的积极性更高了。作为编辑，王老不仅精心修改，还好几次从选题、结构、遣词用句等方面精当地评说，使我得益匪浅。后来，王老又给我寄了几次报贴，并嘱咐我收藏好。

在王老及各位编辑老师的督促帮助下，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开始学习写新闻。随着一篇篇消息、通讯问世，被采用的的稿件也越来越多，年年都被评为优秀通讯员。写稿的同时，我逐渐养成了收藏自己文章的习惯，每当稿件发表后，我都及时剪下，贴在专门的本子上，再注明发表刊物、时间、版面及编辑修改的地方。四十年下来，厚厚的贴报本竟攒下20多本。2006年退休前，编辑出版第一本个人文集时，所有的原稿均出自报帖。真得好好感谢王老当年的“耳提面命”！

通讯员和通联站的故事

忘不了，1993年，我担任刚成立的政协报渝中区通联站站长后，为完成区政协党组“订好报，写好稿，用好报”的要求，我们除组织通讯员采访、写稿外，还积极为委员订报。后来，我们又通过宣传，争取到区级机关、相关单位、部门为统战人士订报，更扩大了《重庆政协报》的阅读面和影响力。

忘不了，我们的做法得到报社领导的肯定和鼓励并建议在全市推广时的兴奋；忘不了，一年一度的通联工作会上，我们领回的那一张张奖状时的自豪。

斗转星移，政协报早已走出创刊之初的困境，走过了从对开小报到四开大报，从月刊、半月刊到周刊、周二刊，从内部发行到公开发行的历程。回想当年的努力，深感欣慰。

笔者与编者的故事

2007年1月，刚退休的我来到报社，从通讯员变身编辑。写稿到编稿，一字之差，要求迥然不同。老了才“出家”的我再次感受到报社大家庭的温暖。在各位资深编辑的言传身教下，我认真学习，慢慢上路。先后编辑了思考、关注、读书、文化、教育等多个专版及5.12汶川地震、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等专题。编辑的不少作品和版面荣获重庆新闻论文奖和好版面。

同时，我还利用自己在统战政协工作多年，人脉广的优势，针对各个专题组织了不少稿件，既满足了版面要求，又提高了报纸的可读性。

也许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使然，编辑之余，我迈开双腿，走遍渝中半岛的大街小巷，走进一个个耄耋老人的家，先后采写了《用细节记忆历史》《岁月流金》《辛亥老人张绍南》等近200篇稿件。采写的《十年同行，共创辉煌》在一版头条刊出后，获“重庆市宣传统战政协工作好新闻”二等奖。

2017年，我辞去编辑工作时，又从中筛选出100余篇稿件，公开出版了第二本个人文集《母城寻踪》。

人虽走，情未断，心还在。离开报社的我，仍然关注政协报的发展。除应邀采访了川江号子、蜀绣、四川评书等十多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撰写了十余篇专访外，还先后撰写了《红色旗帜，巴渝丰碑》《寻找化龙桥记忆》《九开八闭十七座城门》等数十篇介绍母城文化、文物保护等方面的文稿。

四十年时间转瞬即逝。我为自己此生能够与政协报结缘相伴，共同走过四十个寒暑春秋而骄傲；也为自己有幸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而自豪。在今后的日子里，我愿继续为政协报的发展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