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忧时信道堪任之（一）

1946年3月30日凌晨5时，黄炎培离开张家花园，上观音岩，乘车至珊瑚坝机场。9时半，飞机起飞。此行“机行晴空，平稳之至”，相较于1936年2月初次来渝时的兴致盎然、1938年7月再次来渝时的风雨飘摇，一句“从此吾离重庆了”，可谓意味深长。黄炎培在重庆入出十年，流寓八载，留下了很多值得追忆的往事。

勉力抗战救国

1936年3月17日，黄炎培应江北县县长范英士之邀，在位于江北嘴的江北县县立初中，作了题为《长江的前途》的演讲，听讲的有县里各机关人员和全校师生五百余人。

这是黄炎培偕夫人王纠思第一次入川。此次四川行从2月16日到5月1日历时两个半月，在今重庆境内停留时间约为15天，除了考察、指导职业教育、访旧外，还在重庆大学、青年会、民生公司、北碚医院礼堂等多地演讲，内容大多涉及国家命运。他在分析日寇侵略我国的严峻形势和四川的形势时说：“中国目前的地位很危险，敌人已经入了国內，我们必须沉着应战，才能免于危亡。我们都是长江流域的人，长江流域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我们现在应该来研究一下它的前途。换句话说，长江的前途，即中国的前途。”他还说：“如果长江流域的二万万人，联合起来打日本，可以二十个人抵一个人。”最后，他大声疾呼：“我们的祖宗是长江人，我们的子孙也是长江人，为了要挽救自身和国家的危难，我们非设法不可。凡是中华民国的人，无论工、农、商、学、兵，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黄炎培低沉有力的声音，感动了听众，礼堂内不时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黄炎培一直是坚定的抗日派。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激起举国愤慨，黄炎培更是怒火满腔，迅即撰写抨击汪精卫投敌叛国的宣言，要求对汪逆绳之以法，对潜藏各地的附汪分子、妥协动摇分子，给予有效制裁。在国民参政会上，黄炎培联合各党派人士一致决议通电声讨汪精卫集团及其伪政权，并提出《建议固结民心以期取得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美果案》《消灭三种不应有之现象以加强抗战建国案》等提案，为坚持团结抗战而呼吁。

1940年9月29日，在黄炎培的邀请下，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青年星期讲座”上作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听众人山人海，轰动山城。之后，陈立夫来信诘问，黄炎培回答，此论坛向各方开放，如君有意，也可来一试。

1945年8月10日，当晚闻传日本投降，黄炎培辗转不能成寐。他在日记里写道：“以我一人论，十四年来之努力，徒为抗敌救国耳。”抗战胜利之时，他想起了1940年12月15日病逝于上海的夫人王纠思，想起了1944年1月17日病逝于乐山的长子黄方刚，写下了“今日者故妻何在？长子何在？读少陵《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感不绝心。”他还想起了为抗战献身的好友刘湛恩、学生张在森，发出“刘湛恩、张在森何止千万”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