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开卷也善读

提及阅读，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开卷有益”。这个成语源于北宋王辟之史料笔记《渑水燕谈录》卷六“文儒”篇：“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自此，“开卷有益”一传就是千年，传到科技发达、媒体多元、资讯发达的今天，仍被一些人视为阅读的至理名言。其实，并非古人都认同“开卷”就“有益”。

宋代江西人罗大经随笔集《鹤林玉露》卷五“读书”篇,就可看成是一场“要不要读书、怎样阅读”的辩论会。文章说，一次，北魏太祖拓跋珪问博士（中书省属官）李先：“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李先脱口而出：“莫若书”。王安石也非常认同李先的观点，并作诗一首表明态度：“物变有万殊，心思才一曲。读书谓己多，抚事知不足。”也就是说，不读书就不能应对一切。罗大经便拿失败的“熙宁变法”反驳王安石：“新法之害，岂不读书之过哉。其过正在于读书也。”故而，作者认为，书不可不读，但贵在善读。

王安石听到外面风言风语议论他因读死书致“新法”许多条款不接地气、惹得天怒人怨，便一脸怒色地在议政大厅与诸君子展开了激烈辩论：“安石不能读书，贤辈乃能读书耶！”对此，罗大经叹道：用这样的心去读书，内心便被禁锢了，与古代圣贤的活学活用已天渊悬隔，又怎么能“得其活法妙用”？他还引经据典进一步阐述“善读”的益处：南宋理学大家吕祖谦解读《尚书》时说，《商书》主要记叙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圣人治国理政的思想，读《尚书》，不领会主题思想有什么用！所以要借鉴古人治世的经验，必先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这才是真读书之法。

当时与包公齐名的清官赵抃还投书质问王安石：“皋、夔、稷、契，有何书可读？”估摸脾气火爆的赵老兄也是一时气糊涂才说出这种不着调的话，结果被犟相公王安石反击得哑口无言：“文籍既生以来，便有书。皋、夔之前，《三坟》亦书也；伏羲所画之卦，亦书也；太公所称黄帝、颛帝之《丹书》，亦书也；孟子所称《放勋》曰，亦书也；岂得谓无书哉？”罗大经替赵抃惋惜的同时，也不忘“斧正”：“当时答荆公之辞，只当曰：‘公若锢于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观理，稽众从人，是乃不能读书也。’”

那么，古人怎样“善读”？又怎么看待“善读”？这点，宋朝人非常推崇苏东坡，几乎所有宋人笔记史料中都能见到苏东坡勤读和善读的踪影。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称苏东坡“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至于书画，亦皆精绝，故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有得真迹者，重于珠玉。（东坡）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总是）与之倾尽城府。”看得出，“千古一人”的苏东坡注重“读”社会和人这部“无字天书”，当然前提是“善”。多接地气啊！

其实，苏东坡文本阅读也是高人一等。南宋陈鹄《耆旧续闻》开篇就谈“苏东坡日课”。苏东坡贬谪黄州时，不认识曾分教此地的司农朱载上。一次，听客人吟诵“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后非常惊讶地问，是谁写的诗？客人告诉他，是朱司农作的，“东坡称赏再三，以为深得幽雅之趣”。后来，朱载上登门拜访苏东坡，两人成为了朋友。从此，两人交往频繁。某日，朱司农去拜访苏东坡，负责接待的人通报了，但东坡迟迟没出来会客。很长时间后，东坡才出来道歉并说，刚才出来晚主要是完成每日的功课。朱司农便问：“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东坡告诉他，抄《汉书》。朱司农哈哈一笑：“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抄邪？”东坡回答说，并非如此，我读《汉书》到现在已三次手抄了，“初则一段事钞三字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朱司农一听，好奇地离席请教：“不知先生所钞之书肯幸教否？”苏东坡便叫执勤的老兵从书桌拿来一册，朱司农翻开后，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苏东坡说：“足下试举题一字。”朱司农便依东坡之言报出一个字，苏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朱司农挑了好几个字，结果一样。朱司农心悦诚服了，赞叹良久后说：“先生真谪仙才也！”后来朱载上就拿苏东坡勤读、善读故事教育儿子朱新仲，朱新仲又用这个故事教育儿子朱辂。苏东坡读书之法快成朱司农家传家宝了。

滥读和读死书确实不可取。因为读诲淫诲盗、低级趣味、观点偏颇的书籍和信息，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身心健康。而囫囵吞枣、一知半解，或买椟还珠、盲目吸收，或拘泥其中、运用不当，也容易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甚至恶果。所以，“劝读”，不应忘了多提倡“善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