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鸣义学追记

义学也叫义塾，在中国新学兴起之前，是乡以下行政区域内为补官学之不足兴办的一种免费启蒙教育场所，一般是由地方公益资金以及私人募款筹建，有点类似于当今的“希望小学”。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政府下令各省府州县“多立义学，聚孤寒，延师教读”。由此义学成为一种政府推动的公益事业得到比较广泛的推广。但是，多数义学由于经费、场地、师资等条件有限，常常难以为继。清代才子袁枚有诗叹义学，很有代表性：“漆黑茅庐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然而，即便是这样简陋的办学，很多地方都还不能进行。能够兴办和维持义学的地方，一般都有重视公益和热心平民教育的士绅支撑，同时还得有当地民风维系。

道光五年乙酉（1825年）四川总督戴三锡以书札劝喻在全省推广义学，由此，四川义学大兴，江北厅当年即于响应。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江北厅志载有义学共38所。

江北义学中最有影响的当数鱼嘴鹿鸣义学，虽不是最早（该地区的义学最早有记载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关仁场关庙内兴办的请业义学），却可以说是最好，不论环境、校舍、师资，还是兴学理念，鹿鸣义学在当时的江北乃至重庆府域都可以说是佼佼者。

“禄”之期盼

据《江北厅志》记载，鹿鸣义学始建于道光五年乙酉冬月，由鱼嘴士民贾殿卿、黄元吉、杨文升等起首，发动当地乡绅、耆老及甲内粮户共同捐钱粮筹办。先是购下黄姓地基，以其原有五间瓦房作为学舍；接着逐步扩展，建起围墙，内外装潢一新，把鹿鸣义学的匾额挂上门楣，成为当时鱼嘴的一景观建筑。

鹿鸣义学命名取自《诗经》。《小雅·鹿鸣》作为早期的宴会乐歌，表现关爱、温和、友善。及至唐宋以来，在科举考试制度规定的礼宴上，歌唱《鹿鸣》之章成为规定礼仪，宴会也被称为“鹿鸣宴”，这一礼仪成为科举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一直沿延至明清。“鹿鸣宴”，既有与科举直接链接的觅才、重才之义，同时鹿又与“禄”谐音，古人常以鹿来含蓄表达对升官发财的期盼，而经科考入举乃是入“禄”之始。以“鹿鸣”名义学，寄托了主办者对入学子弟的莫大期望。

由于当地士绅大户“量力捐输，共成厥美，一时闻者欣喜，趋事维殷”因而“学田学俸悉皆裕”，周边贫困家庭子弟自带行李来求学的“踵相接”。有充裕的资金和生源，因此道光七年又增建校舍，称为下舍，其规模比原上舍更大，有艺文称赞其“崇宏壮丽”。

当地士民把鹿鸣义学作为鱼嘴地域地标，甚至以此为鱼嘴地方景观命名，如鱼嘴周边的“石鱼兆丰”“石鸣喧风”“江蝉弄月”“卧龙嘘云”等等本是鱼嘴地域内有名景观，在《江北厅志》中都以“鹿鸣义学”以冠名，统称为“鹿鸣义学十景”。

教化育人

鹿鸣义学所聘讲学蒙师起点颇高，如南川拔贡周立模就在此主讲6年之久，川东书院山长徐昌绪等也多次到此讲学，与袁枚所叹“天地玄黄喊一年”的一般义学真有天壤之别。

鹿鸣义学的办学理念，在主讲先生周立模所撰《创修鹿鸣义学碑记》中有明确阐述。文中说：取其鹿鸣，有领科名先声之意，但“士先识器而后文艺，德行本也，文艺末也，本之不立，文将焉附，苟大节有亏，微论名之不显，即令飞黄腾达，早掇巍科，是亦名教罪人，而不为乡党所齿”。所以，鹿鸣义学以立人为本，为地方教化育人做出了一定贡献。鹿鸣义学得天时、地利、人和，学运宏昌。周立模撰《创修鹿鸣义学碑记》载入道光二十四年编著的《江北厅志》，得以“青史留名”，更是为其义学大张门楣。

鹿鸣义学后曾改为“鹿鸣书院”，1921年恢复为鹿鸣义学，1931年再改名为鱼嘴小学。抗战时期为“江北县鱼嘴中心小学”，接收许多战时流亡儿童；解放后几经更名，1995年改名为重庆市江北区鱼嘴中心小学。时光流逝，鱼嘴镇的发展磨灭了鹿鸣义学的建筑遗痕，但它在江北教育史上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