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直食品安全的 “问号”

本报特派记者 李祥/文 龚伟/图

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健康，必须管得严而又严。要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充实基层监管力量，夯实各方责任，坚持源头控制、产管并重、重典治乱，坚决把好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的每一道关口。

——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国务院的决心和信心让我们感到振奋！”听完政府工作报告后，食品安全监管成为住渝全国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怎样助力补齐食品安全监管的“短板”,让市民不再担忧“舌尖上的安全”？部分住渝全国政协委员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建言献策。

刘江龙：突破基层监管“薄弱点”

“今年，我把履职重点放在了食品安全的监管上。”历来关注就业、医保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沙坪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江龙在今年转移了关注焦点。提及原因，他说，一是过去的呼吁在相关部门的办理下已得到较好解决；二是今年1月召开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要清醒地看到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影响食品安全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通过调研发现，基层食品安全监管还存在不少‘短板’，尤其是监管力量不足，严重制约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推进。”刘江龙对此忧心忡忡。“某地级市的食品安全监管执法人员与监管对象比例为1:144，即1名执法人员至少需要监管144家监管对象。按照执法要求，必须两人以上才能有效执法，这意味着一个执法小组要面对288个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监管对象。加之目前我国‘多、小、散’的食品产业现状没有根本改变，尤其是食品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小熟食‘三小’食品企业有着分散、隐蔽、随意等经营特点，极大地困扰着基层食品安全监管。”

除执法力量不足外，专业技术人员短缺也是基层食品安全监管的一大短板。“食品监管专业性较强，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技术手段。”刘江龙说，目前，食品专业技术人员主要集中在市级检验检测机构，基层监管专业人才十分短缺，如某地现有监管人员中食品及相关专业的仅占0.5%，让没有食品监管经验的人员来监管食品，无疑会放大食品安全监管的风险。

怎样补好基层监管力量薄弱这块“短板”？“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刘江龙呼吁，扩大基层监管队伍，加大监管人员培训力度，国家食药监总局制定三年规划，轮流培训全国基层执法人员，确保食品安全监管队伍的专业性、系统性和相对独立性。

刘江龙认为，还要增强公众参与意识，通过公众监督弥补当前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力量的不足。他建议，充分利用公众号、手机APP等进行互动宣传，实现新媒体与市民的高效沟通，营造“食品安全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另外，他还建议按照不同层级食药品安检工作的需要，进行基层基础设施配备标准化，加大对基层食药检测机构检验检测装备的配备；积极推广食品安全快检技术，实现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箱进校园、进企业、进工地、进超市、进农贸市场，推动人员密集场所和群体聚餐场所的食品安全快检常态化。

彭静：织密食品安全“法制网”

今年是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静履行全国政协委员职责的第5个年头，和前4年一样，她再次将食品安全监管话题带上了全国“两会”。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犯罪打击力度，但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体系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她三句话不离本行，直言自己将呼吁完善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继续为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护航。

“食品安全罪归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不合理。”彭静认为，食品安全类犯罪既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对不特定主体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侵害，危害了公共安全。“两种法益相较，其对于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更为严重。”因此她建议，调整刑法体系，将食品安全犯罪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完善食品安全刑罚设置，是彭静的另一个观点。“罚金是食品安全类犯罪的主要刑罚，但罚金本身属于附加刑性质，且对于通过非法方式取得高额利润的企业而言，按照刑法规定处以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销售金额的罚金不足以对其形成震慑。”她认为，提高食品安全犯罪相关罪名罚金刑的幅度，加大处罚力度，有利于使罚金刑的威慑效果在惩治食品安全犯罪中得到充分发挥。另外，她指出，《刑法修正案》（九）作出的“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规定，虽然对食品安全类犯罪相关责任人的从业资格进行限制提供了依据，但适用条件和执行机关等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应在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对于剥夺、限制相关责任者特定职业资格的内容进行完善和细化，以确保法律实施的明确性、权威性。

“过失导致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同样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也应纳入《刑法》进行规制。”彭静说，目前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的保护存在明显的缺陷,只处罚故意犯罪,对过失犯罪没有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必须对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进行证明和界定，但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主要依据其供述，为司法机关执法办案增加了难度。

“还应健全举报制度，让举报人不仅能得到保护，还能获得奖励。”彭静说，食品企业员工对食品生产过程最清楚，如果从规范和保护两个方面鼓励员工对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将有效降低食品安全的风险。

另外，彭静建议规范“职业打假人”制度。“‘职业打假人’对维护食品安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图利趋向也较明显。”她举例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项调研显示，超过八成案件的原告是“职业打假人”，而他们关心的重点是食品包装瑕疵或是保健品，对于真正威胁人身安全的食品问题却涉及很少。“食品打假不只是‘职业打假人’的事，相关部门要在建立公众监督机制上下功夫。”她说。

严琦：破解市场发展“新问题”

“做食品，就是做良心。”作为餐饮行业领域的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集团董事长严琦对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理解。谈起食品安全，她有说不完的话题。

呼吁改革食品安全多头管理体制，2013年中央整合相关部门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结束了过去食品监管“九龙治水”的局面；持续关注《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实施情况，所提建议在之后的修订稿中得到部分采纳……细数自己近年来在食品安全方面的履职成绩，严琦十分自豪。

“在中央高度重视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越来越严，但在深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新问题的产生在所难免。”严琦认为，要用改革的新思维去破解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比如，针对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力量薄弱、队伍不稳定的问题，政府可探索购买公共服务，以实现食品安全协管员专职化。”

“我国食品药品监管职能调整后，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由农业部门负责，流通环节由食药监部门负责，为了加强各环节监管，农业和食药监部门都在基层推广建设快检室，但各自建设、各自监测既会加大财政投入，又难以实现信息共享。”严琦建议，以整合基层检测室为突破口，促进种植养殖和流通环节无缝对接，通过“共治”实现更好地监管。

近年来，电商高速发展，促进商贸流通业不断变革转型，为餐饮业带来新的市场空间。“与其他实体行业一样，餐饮业线上线下融合逐渐成为新趋势。”严琦认为，要采取与之匹配的监管标准和税收标准，以促进线上线下餐饮业规范、融合发展。她希望政府可以针对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制定不同的社会保险缴纳标准，并从税收上予以扶持，确保餐饮业线上线下都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同时，大力支持餐饮龙头企业优先探索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一名餐饮企业负责人，我有责任、有义务助力解决好食品安全监管难题，既确保群众吃得放心，也促进餐饮行业能健康发展。”严琦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