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光明

在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的4月30日，中共中央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公开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五一口号”应时而生，一经见报，犹如一道耀眼的霞光划破长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群情激昂：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此后，致公党、台盟、民进、民盟、农工党、民革、民建、九三学社、民联、民促、救国会等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海外的华人华侨、在港的人民团体也发表通电、宣言……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以此为标志，吹响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一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号角，揭开了多党亲密合作、建设新中国的新篇章！

热烈响应中共倡议

“五一口号”发布后，在国内外立即引起广泛影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更是群情激奋、热情高昂，他们通过多年的亲身经历，对比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从内心深处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着手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决心，感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真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共建新中国的决心。他们纷纷发表通电、决议和声明，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

当时，各民主党派还处于国统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击和迫害，其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响应“五一口号”，自然不能在十分公开的场合进行。但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以坚定的信念，采取不同的方式热烈响应，并对新政协会议召开的地点、时间和相关事宜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五一口号”随着新华社的电波传向世界，也传到了香港。香港是个自由港，也是个政治舞台。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许多民主人士避难至此。一时间，香港成了中国的“政治热土”，除国共两党外，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多聚集于此。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经常聚会，谈论国家政局。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移居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重视这里的统战工作。周恩来特调潘汉年从上海局到香港分局。潘汉年从上海到香港后，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密切合作，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工作委员会。他们向各民主党派驻港机构倡议举办“双周座谈会”，得到了民主党派人士的支持。

“双周座谈会”由各民主党派轮流主持，往往是一周在天后庙道4号4楼连贯家中举行，一周在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家中举行。有着中共背景的香港《华商报》通过电讯获得“五一口号”，立即在报纸显著位置刊登。虽然《香港时报》《大公报》《星岛日报》等视若无睹，但“五一口号”还是不胫而走。

聚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无党派民主人士情绪十分高涨，“双周座谈会”变成连日座谈，5月1日、5月2日两天，连续进行讨论，12位民主党派领袖积极发言。他们指出，“五一口号”最引起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重视和兴奋的是第5条，即“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起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

经过“双周座谈会”的激烈讨论，与会12人当即商定，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促进完成大业，并推举马叙伦起草复电。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代表各自的党派向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两电文说：

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公鉴：

南京反动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年与美帝互相勾结，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国命所系者，无不俯首听命。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撕毁五大协议，遂使内战延绵，生灵涂炭。今更伪装民主，欲以欺蒙世界。甚至忘国之大仇，同意培植日本侵略势力，使之复活。吾国目前已等于美帝之附庸，全体同胞恐亦将为未来世界大战之牺牲品。同人等日深焦虑，力图对策，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号召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并盼赐教。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鉴：

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可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一石激起千层浪！12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通电一经发出，各民主党派一呼百应，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积极推进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5月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5月间，民进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

民建因总部和领导人不在香港，未能列名参加联名通电。5月14日，民建成员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黄炎培的信，回到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陈述在港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立场和行动。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理监事会，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等出席。经过讨论，通过响应“五一口号”的决议。

6月9日，致公党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

6月14日，民盟发布《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

6月16日，农工党发表反对美国扶日的《宣言》。

6月25日，民革经过多次充分讨论，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

九三学社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时间较晚。当时九三学社总社在国统区的北平，不便以团体的面目出现。北平解放前夕，九三学社于1949年1月26日公开在北平《新民报》上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此外，民联、民促、救国会等党派也发表声明，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拥护共产党领导

“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共中央于５月７日致电中共华南分局，要求他们就召开新政协问题，同真诚反美反蒋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知名人士交换意见。５月８日起，在中共华南分局的领导下，在香港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各民主人士或召开大会、发表声明宣言，或激扬文字、鞭挞独裁政府，或游行示威、发动民主运动，或攻心策反、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一个以香港为中心、主要由各民主党派和各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讨论新政协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在发表的宣言以及相关文章中，都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5月23日，谭平山在《华商报》发表《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一文，其中指出，新政协领导的责任应“放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民盟中央委员邓初民说：革命究竟由谁来领导不是凭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所规定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一切条件”。

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说，中国共产党应是新政协的“当然的领导者”。

致公党在《告海外侨胞书》中说：“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

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在一次有民主党派负责人、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说，我们应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承认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这一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

民盟在《对于新政协共同施政纲领的意见》中指出：“新民主主义不是共产党根据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出发制定的，除蒋介石独裁政权代表的地主、官僚、买办之外，其他阶级阶层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共同合作，所以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因此必须“确认新民主主义为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临时联合政府的最高施政原则。”

民进明确提出：“新建立之国体，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其政权形式为各阶级民主联合政权。”“民主联合政府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各阶级共同执政民主联合政权，但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完成，必须无产阶级及其党之领导。”“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政权，肃清封建残余，抵抗帝国主义奴役，铲除官僚资本，促进人民革命之彻底成功，与各级联合政权之完满实现，为民主联合政府总的指标。”“新民主主义为建设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之最高施政原则。”

显然，各民主党派不但承认新民主主义是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原则，而且他们这时的政治主张也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一致。

各民主党派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过程中，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了彻底批判。

民革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中指出：“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苟且偷安，投机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轻视人民力量，都是自绝于民主、自绝于人民的死路。”

民进在其宣言中，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亡，中国没有任何第三条路径可循进的。”

致公党在其宣言中指出：“全国人民和人民敌人之间的生死斗争已达到最尖锐化，革命与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人民已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历史决定了独裁会将要走进自己掘好的坟墓，人民必然获得解放和翻身，新的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中建立起来！”

其他民主党派也纷纷表态，在反民主的独裁统治与民主统一战线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凡是希望新政协成功者，不独不应有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起来揭露这种阴谋。

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五一口号”，对“第三条道路”的批判，表明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也表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有力的步伐。民主党派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的重要历史关头，接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完成了民主党派历史上的一次极其重要的转变，为民主党派带来了新生。从此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共促召开新政协

各民主党派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宣言中，号召民主党派广大成员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奋斗。

民革在声明中称赞“五一口号”“诚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号召本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

民盟在宣言中说：“中共‘五一’口号发布以来，各方纷纷热烈响应；足见政治协商与联合政府的主张，决非任何一党一派独有的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及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声明表示，“本盟愿号召全国人民，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时在上海的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张澜等致函沈钧儒，对民盟总部通电响应“五一口号”，表示“极感欣慰”，认为是“国家当前自救唯一途径”，并“盼中共及民主党派今后更能以简单明了之方式加强此种号召”。

民建总会在上海秘密举行理监事会，经过讨论，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

民进在宣言中指出：“‘五一’二十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以奠定我国子子孙孙万世太平的始基，要不然，就要自暴自弃，甘为历史的车轮所碾碎。”6月26日，民进在港理事讨论了新政协召开时间、地点及召集人、代表资格等问题，一致认为新政协的地点应在解放区，召集人“当然由中共担任”，并建议“可由各党派授权中共召集之形式出之”；对于代表资格，提议不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或社会贤达，都必须以其对现阶段民主运动的实际态度和贡献为原则。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协的各项主张。后来这些主张在座谈会上得到了各党派的一致赞同，并成为各党派的共同意见。

农工党在反对美国扶日的《宣言》中郑重声称：“本党全体同志，为促进人民民主政治协商会议之早日实现，应团结广大的群众进行战斗，与一切民主战友，携手前进。”

致公党在宣言中指出，“今天中国的革命少不了华侨同胞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援”，号召华侨同胞将来“回到民主的祖国的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

九三学社在北平《新民报》发表的宣言中指出，“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无反动派参加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同人等认为唯有循此途径，始可导中国于民主，自由，富强，康乐之境，愿共同努力，以求实现”。

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强调：“同胞们！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台湾人民才能由美蒋联合统治的痛苦中解放出来……”

以促进新政协召开为中心内容，各种座谈会、演讲会，群众性的宣传活动也相继展开。6月4日，香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说：“我们愿意表示对这一提议的热烈赞同”“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的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

民革声明要求：“在卖国独裁者控制下的各军事单位，各地方政府，各界团体的人士们：你们也应该深切反省过去附和或容忍卖国独裁的错误，谋所以救国家救人民及至救自己，也毅然接受孙先生的遗教和本会以及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的号召，以实际行动，加速卖国独裁政权的灭亡，而站到人民方面来！站到民主革命阵营方面来！”

谭平山在《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一文中指出：新政协是“能够代表人民利益而且确有群众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的，新政协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新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

民盟在其宣言中指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为本盟一贯的政治主张。不幸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醉心法西斯独裁，迷信武力统一，竟不惜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致令本盟及其他民主友党的主张，暂时遭受了挫折。”“时至今日，独裁统治的行将倾覆，中国人民的民主胜利，已经成了定局。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信念，没有人再会怀疑的了。”

民盟的总部机关刊物——《光明报》，广泛开展对新政协的性质、特点及任务的讨论，向广大读者宣传新政协与旧政协的不同，在于新政协代表人民意志，不要代表地主买办豪门资本的反动独裁集团参加，不要美帝国主义过问；新政协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新政协应由中国共产党来召集，明确提出革命领导权问题。

民进在宣言中将新旧政协作了区分，指出：“我们不要把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词和过去的政协混淆了意义，旧的反动者的政协，已经因他们撕破而过去了，行将召开的新政协，是完全由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临时代表商讨国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封建主义反动派，官僚资本主义垄断者，不会再让其幽灵复活，混进革命的阵营”。

５月中旬，马叙伦发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将新政协与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做了深入的比较。马叙伦指出：“上次政协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做主体，而伪民主派也参加了的，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这是质的不同。”

从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宣言中可以看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当时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意愿，真可谓中共振臂一呼，海内应者云集。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