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御用”照相馆

这是一段尘封多年鲜为人知的历史，小小的照相馆记录了民国一段时间的风云。2019年4月中旬笔者有幸在重庆采访了曾在《重庆日报》工作的摄影记者钱力先生，他第一次曝光了爷爷的光华相馆当年为蒋介石照相的事，以飨读者。

我爷爷叫钱菊舫，1894年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一个工商业主家庭，毕业于上海圣约翰教会大学，在祖父五个子女中排行老四。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他已在无锡开办了丝厂、酒厂等企业，对企业管理很有经验，成为资产不小的实业家，也是家族中最有钱的人，为和洋人打交道，爷爷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大批西方洋人、传教士携带问世不久的照相机进入大上海，也催生了为数不多的几家相馆诞生。当时在上海照相是件奢侈之事，光顾者大多为达官显贵或商人们，据记载，当时一张全身照片需一二元大洋，不是百姓光顾的地方。爷爷的弟弟也就是我幺爷爷钱树滋和大姑父王贵逊，他俩在上海著名的中华照相馆当雇员照相，中华照相馆的老板是宋子文的同学，因此，当时上海政要、名人都热衷于在中华照相馆照相。而中华照相馆的得意之作，就是1927年12月为蒋介石、宋美龄二人拍摄的结婚照片，这照片就出自钱树滋、王贵逊二人之手，蒋、宋夫妇对照片技术很满意，从那以后常来中华照相馆照相，也就是在中华照相馆，我幺爷爷和大姑父二人就和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熟悉了。
开办光华照相馆
1928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统一，迁都到了南京。随着我幺爷爷钱树滋和大姑父王贵逊照相技术的日益精湛，加上南京首都“权贵”们对照相的需求，二人萌生去意。但资金成了二人的拦路虎，在举棋不定中我爷爷钱菊舫也看到了照相行业的商机，他找到弟弟钱树滋和侄女婿王贵逊，告诉他俩：我岀钱购买照相设备、找场地租房子，你俩就负责照相技术，我们共同开一家照相馆。三人一拍即合，我爷爷为照相馆及时开张，还卖掉了无锡的一部分产业，才顺利从香港购回了照相器材和暗房设备。取名叫“光华”的照相馆于1929年初夏在南京碑亭巷181号开业了。幺爷爷钱树滋和大姑父王贵逊负责照相，大爷爷家的大姑钱竞秀负责暗房冲扩。照相馆就在总统府附近，相馆开业后，第一夫人宋美龄常来照顾生意。因为很多人知道，光华照相馆的师傅是从大上海来的，而且还认识蒋介石、宋美龄，生意特别好。
为蒋介石照相
从1929年8月到1935年底，仅仅在上海《申报》上，就刊登了光华照相馆拍摄的国民党政府照片75张，光华照相馆事实上己经成为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及军政要人的“御用”照相馆。
据我父亲讲，当年蒋介石十分钟爱身着戎装照，很多张戎装照都是我幺爷爷钱树滋为他拍的，蒋介石曾多次将自己照片签名后送给他人。抗战时期，曾有一次加印他照片几万张，用专车送到前线，赠送给抗日将士，鼓舞士气。在外人眼里，光华照相馆是“官办”照相馆，吃香的、喝辣的，其实个中的苦衷只有老板心里清楚，“光华”不依靠任何人，完全靠自己过硬的技术吃饭，为生计有时还有生命危险。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地点在南京的湖南路中央党部，会议很重要，通知光华照相馆去照相，那天我幺爷爷钱树滋有事没去，大姑父王贵逊带着一个徒弟去了。会议结束前，王贵逊把相机在会议室门厅前早已架好，散会后，与会的委员们都站好，却一直不见蒋介石的身影。原来，此时正在二楼的蒋介右透过窗子，见楼下警卫、记者一大堆人，秩序比较乱，就借口身体不适，不参加大家的合影了。这样，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就站在了正中的位置。正当王贵逊聚精会神按动快门，镁光灯刚一闪过，突然从身边记者队伍中冲出一个青年人，拨出手枪，向汪精卫连续开了数抢，汪精卫一下倒在地上，顿时，现场一片大乱，人们纷纷逃离。事后蒋介石下令展开调查，而在场的王贵逊也未逃脱嫌疑，被军统机关扣留接受调查。事情后来很快查明，原来，这次枪杀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组织策划的，蒋介石的消极抗日引起不少爱国人士的不满，他们委托王亚樵行剌蒋介石。刺客叫孙凤鸣，他伪装记者混入现场，见蒋介石没到，于是他就改为行刺汪精卫。经过几天的严格审问后，惊魂未定的王贵逊才回到家。
我爷爷一共育了7个子女，3个儿子4个女儿。我父亲钱镇华是老大，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光华相馆开业几年后，爷爷安排我父亲和二叔钱一华、三叔钱建华、大姑钱秀秀都跟着钱树滋、王贵逊学习照相技术，成为光华照相馆的员工。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将首都迁到重庆，为躲避战乱，爷爷把无锡的产业全部转卖，带着全家人，历经千辛万苦，辗转贵州等地，才把光华照相馆搬迁到了重庆，在紧靠孔祥熙公馆旁边的上清寺重开了光华照相馆。因蒋、宋夫妇的时常光顾，生意仍然不错，这时候的光华照相馆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家族企业，爷爷这时候的产业主要就是光华照相馆，成为当时重庆照相行业的龙头老大。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还专门题字：“要留真相、要到光华”。1945年8月底，毛泽东主席从延安来重庆谈判，钱树滋和王贵逊被国民党叫去照相，他俩用相机记录了许多国共谈判的重要场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将首都迁回南京，这时的爷爷受进步人士的影响，已看穿国民党的腐败没落，果断地把一家人留在了重庆继续开光华照相馆，光华的另外一部分员工在钱树滋、王贵逊的带领下回到南京重开光华相馆。
新中国后的我爷爷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渣滓洞监狱“11·27”大屠杀，一大批被关押的革命烈士惨遭杀害，屠杀后，特务又纵火焚烧牢房才仓惶逃窜。爷爷闻讯后，立即派二叔钱一华随二野解放军石盘其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渣滓洞监狱进行拍摄，留下了大量的珍贵照片，现渣滓洞陈列室展出的许多照片就是我二叔钱一华拍摄的。重庆解放后，爷爷和父亲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带着光华照相馆所有设备和员工加入了《新华日报》，并受到西南局的奖励。1950年初，新华日报新华图片公司成立，父亲任公司第一任经理，继续从事照相，当年西南局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苏振华等领导都到光华照相馆拍过照，给他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1954年12月西南局撤销，原《新华日报》的员工一部分留在重庆组建成立《重庆日报》，一部分去《四川日报》，二叔钱一华和大姑钱秀秀就分到《四川日报》，爷爷父亲就留在了重庆，爷爷于1963年因病在重庆去世，享年69岁。父亲也是一生忠爱摄影拍摄了很多作品，努力培养摄影人才。改革开放后，摄影行业日新月异，父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受组织委派去香港考察并引进西南地区第一台照相彩色冲扩设备，为重庆的摄影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2007年在重庆病逝，终年84岁。我因从小受爷爷和父亲的影响，酷爱摄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重庆日报》当摄影记者，八十代初组建《重庆晚报》，我担任了首任摄影部主任，当选为重庆摄影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挂牌成立时，我组织了近千名中国著名摄影家来渝参加了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和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重庆一日”大型摄影活动，为重庆直辖留下了保贵的历史瞬间。四十年时间，我跑遍了重庆的山山水水，发表数千件作品，直到2016年退休。今天我纪念爷爷他们，其目的是学习传承他们不忘初心、不畏艰险、对事业执着、一往无前进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