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因采访偶然得知，抗战时期在重庆竟有一个将当时“渝飘”文人几乎“一网打尽”的文人结社——饮河社。该社成立于1940年，具体月份未能考证，由章士钊、沈尹默、潘伯鹰等人发起，社员有陈寅恪、吴宓、马一浮、程千帆、许伯建等人，虽以旧体诗结社，但也吸引了不少如朱自清、叶圣陶等新派文人加入。

古时文人结社总不免流觞曲水、饮酒吟诗，但饮河社生于战时，眼见前线同胞浴血奋战的身影，自己也时常受日军轰炸的侵扰。社员们一边躲避炮火、四处辗转寻找作诗会友的地方，一边以笔为枪，抒发胸臆，为抗战鼓劲、为国民高呼。在相处中，社友们从欣赏彼此才华渐渐升华成为生死之友、莫逆之交。其中，潘伯鹰、许伯建、吴宓三人的友谊最持久深厚，也最令人感动。

据曾游学于许伯建门下的苟君回忆，饮河社成立后，除时常雅集写诗外，潘伯鹰还主编出版《饮河诗刊》，得知此事后，许伯建向诗刊投稿，没想到竟成功发表。许伯建，重庆巴县人，从小热爱文化艺术，曾拜师杨沧白。身为主编的潘伯鹰对许伯建的诗词十分欣赏，遂主动拜访，二人虽年龄有差距，但相谈甚欢，一来二去，成为好友知己，时常一起品诗赋词、切磋书法。在潘伯鹰的引荐下，许伯建也加入了饮河社，成为社里年龄最小的社员之一。

而许伯建与吴宓的相识，也是因为潘伯鹰的缘故。据《吴宓日记》记载，早在1928年素来喜爱通俗小说的吴宓便读过潘伯鹰的《人海微澜》，两人曾洽谈小说诸事，因兴致高昂而谈了近6个小时，后更成为知心好友。1944年，吴宓赴成都应聘燕京大学及四川大学，途经重庆，便前往潘伯鹰位于张家花园的住宅，访问旧友、把酒言欢。许伯建当时是潘伯鹰的得力助手，帮他约稿、编辑刊物，于是经潘介绍，许伯建与吴宓结识，三人成为挚友。即使1946年潘伯鹰回到上海，1949年饮河社解散，三人之间也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未曾间断。

因潘伯鹰一人远在上海与二人只能通过书信交流，小弟许伯建便当起“信使”，为潘吴二人中转信件。三人常常在信件中谈论诗词、交流书法心得、分享生活近况。《吴宓日记》里关于三人往来的记载数不胜数，虽然有的只是简单几句“复建2月15日下午函，附还鹰除夕答建函”。但三人的情谊却从多次提及的字里行间中表露无遗。对于年纪最小的许伯建而言，潘吴二人既是亲密好友更是榜样大哥。他听取潘伯鹰建议，在书法上改学褚遂良，又将自己的诗集《补茅余韵》带给吴宓，恳请他为自己写序。对待这位小兄弟，潘吴二人也很真挚诚恳，收到诗集后吴宓洋洋洒洒写下近千字，高度赞扬其为“诗词、书法、纂刻之艺术三绝之雅士也”。而潘伯鹰见到许伯建临摹的《兰亭序》也不禁赞美“书入晋唐兼学赵，笔如琴筑擅鸣诗”。

1966年，潘伯鹰病情恶化，为见老友最后一面，许伯建连夜买舟东下，后受潘所托，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埋首伏案整理其毕生诗稿。在此期间，吴宓也全力支持，多次开箱寻找，将潘与自己唱和的诗稿慨然相赠，希望能编入诗集，以此纪念友人。也正是这一年，国内思想文化大动荡、风雨欲来，吴宓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以前的同事全都避而远之，只有许伯建这位旧友仍挂念着他。一次，许伯建冒着风险秘密来访，二人促膝长谈，不禁老泪纵横。深感时日无多的吴宓，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诗稿。思来想去，他选择将其托付给许伯建，希望他能帮自己抄录、整理成集。在吴宓心里，许伯建早已成为最值得信赖的人。受此重托，许伯建顶住压力，历时2年多，最终完成并于1975年吴宓生日前交付给他，而三年后，吴宓与世长辞。

1978年，十年动荡渐渐平息，一次重回红岩村，许伯建回忆起当年诗社填词对诗的胜景，不禁感慨“三十三年谁尚健？发华来对峰青。红岩高处听江声。眼中前后浪，心上古今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