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从汉高祖刘邦至汉武帝刘彻分割巴蜀，增设郡县起，巴郡的礼乐教化渐次勃兴，优秀人才不断涌现，赞扬他们的诗歌也随之多了起来。赞扬真善美，相对应地便有贬斥假恶丑。因此，在其收录的六首五言诗、三首四言诗，合计九首诗歌中，有六首是赞扬性的，两首是贬斥性的，还有一首是兼而有之以思治的。若用《诗经》开启的美刺传统观照，九首诗歌呈现出了美为主，刺为辅，两种取向相反相成的风貌。

美与刺的直接对象主要是官。从管子宣扬“立官牧民”，到孟子力陈“民贵君轻”，古代中国的官民关系一直都是官为民做主，而不是以民为主，官由民选。基于“民本思想”的为民作主，本原价值在“仁政”，提倡官要爱民惠民，为民多做好事实事，并且自身清正廉洁。在民心目中，那样的官就称为好官清官。然而，在封建的或专制的体制内，反其道而行之的滥官贪官注定了谬种流传，滋生不息，与好官清官犹如风马牛。民看在眼里，思于心里，发而为声就成了诗歌，或美或刺，爱憎分明。

那六首赞扬性的诗里，有两首分别歌颂巴郡人谯玄和陈禅的道德节操。前者历仕西汉末年的成帝、平帝两朝，多次进谏忠言。其后王莽篡权，他不依附王莽，公孙述据蜀称帝，也拒绝替公孙述效力。公孙述派人送毒酒恐吓他，他坦然笑道“吾不省药乎”，威武不能屈。所以巴郡人作诗称美他：“肃肃清节士，执德实固贞。违恶以授命，没世遗令声。”后者于东汉顺帝时官至司隶校尉，始终以“严明正直”著称。一次西域进献魔术杂技表演，涉于淫邪，安帝和公卿一起嬉乐，只有他“独不视”。所以巴人也点赞他“国人以贞真”“理义协乎民”。

有三首，赞扬严遵和吴资，他俩的共同优点是爱民惠民、政绩卓著。严遵本为巴郡人，到扬州担任刺史，真做到了“惠爱在民”。每当朝廷要升他的官，调往别地，都引得扬州“吏民塞路攀辕”。在任十八年而卒，民众们“若丧考妣”，筹集了上百万钱，意欲赡养他的家人，但他时任徐州刺史的儿子坚决不接受。时任巴郡太守的汝南人应季先知道以后，作诗称赞道：“乘彼西汉，潭潭其渊。君子恺悌，作民二亲。没世遗爱，式镜后人。”吴资本为泰山人，东汉顺帝永建年间任巴郡太守，为政有道，“屡获丰年”，民众作歌颂扬：“习习晨风动，澍雨润乎苗。我后恤时务，我民以优饶。”及其任满离去，又作歌表达“思泽实难忘，悠悠心永怀”的眷念之情。

贬斥性的两首诗，与之适成强烈反差和鲜明对照。东汉安帝时，佚名的巴郡太守接二连三慵懒失道，巴郡民歌便讽刺他们说：“明明上天，下土是观。帝选元后，求定民安。孰可不念？祸福由人。愿君奉诏，惟德日亲。”不满之余，还有期盼，受害的民众委实很善良。到了桓帝时，河南人李盛担任巴郡太守，更是贪污腐败，加重民人赋税。因此“国人刺之”，就不再只是讽刺，还加入了揭露和抨击：“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言已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其思想深刻性和叙事形象性，已足可以与后世杜甫的“三吏”相侔。

然而，越到衰世和末世，诸如李盛之流的贪赃枉法、刻薄成性，就注定越是层出不穷，无可遏制。正如《华阳国志·巴志》所记述的“汉末政衰，牧守自擅，民人思治”，于是乎有了那首思治诗：“混混浊沼鱼，习习激清流。温温乱国民，业业仰前修！”一气呵成的四句诗，都用双声叠韵词领起，从而将悲愤、渴盼之情贯注其间。诗作者将民众喻为浑浊沼泽当中的鱼儿，无助无奈，多么希望能有习习的清风吹来，将自己引进清澈的溪流。然后直抒胸臆，作为身处乱世、备受戕残的弱势民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心心念念，希望能够遇到谯玄、陈禅、严遵、吴资那样的贤良官员。这是何等朴实，何等凄切，但惨在愿望无从实现。

不难看出，美和刺如同两个极端，一正一反互为映衬，从中凸显出来的乃汉代巴渝地区民众的真实心声。汉王朝的专制统治者虽能容许民众心声流淌出来，却根本不能加以正视，借以了解民心，体察民情，哪怕是局部改善他们的为政之道。这已然作为一个重要原因，加剧了东汉后期的国势衰微，民怨沸腾，终于引爆了公元184年北方地区太平道发动的黄巾大起义，同一时间巴蜀地区也爆发了五斗米道主导的民众大起义，汉王朝终于由之滑向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