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共同宣布珠穆朗玛峰的最新高程为8848.86米。在分享这一喜讯的时刻，我们不应忘记在这地球的最高处，有一位被称为“珠穆朗玛一青松”的人物，倒在了这里。他，就是中国优秀登山运动员邬宗岳同志。

邬宗岳，1933年1月12日出生在重庆市云阳镇正码头街，后随父母迁居万县（今万州区）。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重庆市南开中学读完了高中。1950年底，17岁的邬宗岳响应国家“抗美援朝”号召，在重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航空预科总队，奔赴朝鲜。1953年，由他任队长的西南空政男子篮球队在四川省首届运动会上夺冠，紧接着又在全国空军运动会上拔得头筹，邬宗岳也因此两次荣立三等功。1955年3月，邬宗岳转业到成都铁路第二工程局工作，获得“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和“优秀职工”的光荣称号。1956年，政府号召干部考大学，在体育方面极有天赋的邬宗岳凭借扎实的基础知识，顺利考入成都地质学院（现在的成都理工大学）。

1960年，国家决定首次攀登珠峰，要从成都地质学院选调2人。经过严格选拨，邬宗岳和同学罗士明被选中。未经过高山训练，第一次参加登山活动的邬宗岳担任运输队员。他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克服千难万险，忍受着严重的高山反应，两次运输氧气和物资至海拔8500米的高山营地，受到国家体委的奖励，并授予他“运动健将”的称号。

1961年，在征服公格尔久别峰时，邬宗岳登上了7500多米的顶峰。完成任务后，他已疲惫不堪，在返回途中，当他发现在海拔7300米高处有一名运动员掉进深不见底的冰裂缝时，不顾个人安危，两次下到冰裂缝十几米深的地方，抢救遇险战友。在这次登山活动中，他荣立了一等功。

1964年，邬宗岳和其他9名运动员一起，登上了8012米的希夏邦乌顶峰，在完成登顶任务的同时，他还成功地拍摄了我国登山运动员攀登这座海拔8000多米高峰的影像资料，荣立了特等功。国家体委授予他“五好运动员”的称号。同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4年国庆节，国务院为了嘉奖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邀请他们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邬宗岳和王富州作为中国登山队的代表，受邀参加，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

由于1960年我国第一次攀登珠峰时，因条件有限未留下在顶峰的影像资料，国际上不予认可。为此，1975年初，我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登山队将再次从北坡登珠峰，进行综合科学考察。邬宗岳担任登山队党委委员、登山队副政委，兼任登顶第一突击队队长，负责拍摄电影，承担心电遥测任务。出发前，邬宗岳还专门到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学习电影拍摄技术。

珠穆朗玛峰峭壁千仞，冰川纵横，气象万变。4月下旬到5月上旬，根据气象预报，珠峰地区可能出现好天气周期。中国登山队党委决定派邬宗岳带领一支突击队上山，突击珠峰顶峰。他在离开大本营、踏上攀登珠穆朗玛峰行军征途的时候，向党委表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带领大家登上顶峰。”

4月28日，突击队来到海拔7400多米的高处，这里风急天寒，坡陡路滑，是征服珠峰的一大难关。邬宗岳一边向上攀登，一边招呼和关注着大家，顶着七八级大风前进。风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艰难，登山队党委决定突击队暂时下撤。“我们可以上，我们要求上。”邬宗岳和队员们在报话机里请求党委批准他们继续上。“下撤！”党委没有同意大家的要求。邬宗岳认识到，这样的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他望着憋足了劲头的突击队员们，深情地说：“同志们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下撤！”队伍按照登山队党委的指示下撤到海拔6000米的营地。

5月2日，珠峰地区风势稍减，突击队继续向珠峰挺进了。他们为了把大风抢走的时间追回来，一天兼程两个营地，当天就到了海拔7007米的北坳。晚上，42岁的邬宗岳十分疲惫。高山反应使他从海拔6000米开始就彻夜失眠，感冒又使他不断咳嗽，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突击队员们要吃好睡好、注意身体，自己却在低矮的帐篷里，坐一会、蹲一会，细心思考着第二天通过海拔7400米“风口”的行动计划。

5月3日凌晨，邬宗岳带队通过海拨7400米的“大风口”达到海拨7600米营地。他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揭开衣服，将穿着电极衣上的插销固定在心电发射机上，裸露着手、脚在雪地上躺了约20分钟，向大本营发射心电讯号，经过两次试验，测试成功。

5月4日下午，他带领突击队，顶着每秒20米的高山风暴，艰难地到达8200米高山营地，准备开始登顶。由于体力消耗太大，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努力，邬宗岳有时不得不在岩石上爬行前进。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他的呼吸十分急促，但是他仍然不断地端着电影摄影机，拍摄运动员们行军的镜头。每拍完一个行程，他都以极大的努力去追赶队伍。在到达营地后，在外国人从未进行过心电遥测的高度——海拔8200米处，邬宗岳又躺下，向大本营发出了心电讯号，成功地取得了心电图，为研究人类对特高海拔地的适应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长期的高山行军和繁重的工作，使这个被大家称为“胖子”的邬宗岳明显地消瘦了下来，他的心脏每分钟要跳200次左右。

次日，突击队向海拔8600米的最后一个营地进发了。为了留下海拔8600米以上高度的运动员们与大自然搏斗的冲顶珍贵镜头，邬宗岳冒着生命危险解开结组安全绳索，一边指挥突击队员前进，一边留在队伍后面拍摄电影。同志们要求邬宗岳回组，他回答说：“这是政治任务，不能耽误，你们先走吧。”

队伍前进了，邬宗岳却渐渐地落在了后面。晚上9时左右，到达突击营地的队员们立即去行军路上接应邬宗岳。但是，夜色茫茫，哪里有邬宗岳的一点踪影呢？一个小时以后，邬宗岳还是没有到来，大家把所有的手电筒都打开，集中起来照着行军的路，可是却等不到邬宗岳的身影。

第二天天一亮，登山队党委又派人寻找邬宗岳。几个小时以后，大本营从报话机里收到报告说：我们在海拔8500多米的地方，发现了邬宗岳的背包、冰镐、电影摄影机和氧气瓶，可是没有找到他本人。接着报告又说：我们还发现邬宗岳背包旁边的悬岩处，有身体向下滑坠的痕迹……

根据现场观察和以往的经验，邬宗岳同志牺牲在了那里。噩耗传到大本营，人们的头低下了，眼圈红了。大本营领导指示：“千方百计要把他遗体运下来。”遗撼的是，登顶队员体力消耗已尽，无奈只能依依不舍地将他留在山上。

中国登山队胜利完成任务返回北京，国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隆重的庆功大会，奖励有功人员，为邬宗岳同志追记特等功，追认其为革命烈士。1975年7月18日，国家体委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隆重追悼会，沉痛悼念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活动中英勇牺牲的邬宗岳同志，称他为“珠穆朗玛一青松”。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报纸以《珠穆朗玛一青松》为题，追记了邬宗岳的英雄事迹。

1980年夏天，日本登山队攀登珠峰时，发现了邬宗岳遗体，他们为他敬礼默哀。1984年，邬宗岳的母校成都理工大学在橘颂园内，修建了邬宗岳雕像，纪念这位两次攀登珠峰的攀登者。2019年，电影《攀登者》以邬宗岳为人物原型，纪念这位英雄。

英雄已经离去，但邬宗岳当年在珠峰8000米采集的二云母花岗岩岩石标本至今仍存放在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