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卢作孚先生1950年6月离开香港返回大陆之前，台湾国民党政府派人竭力游说他去台湾。为了排除外界干扰，香港民生公司在九龙柯士甸路柯士甸公寓租赁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暂借给我们一家住。6月1日前后，我们搬进了临时的新家，过了两天便将祖父和前些时到香港照顾祖父的二姑从港岛的新宁招待所接过来同住。祖父住在我家这段时间，一家人温馨和美，其乐融融。

祖父几天后离开香港，欲先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在此之前，他已周密部署了香港民生公司所有船只北归的计划。送了祖父一程的父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中国旅行社的缜密安排下，6月10日这个难以忘怀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汽车很快就穿过九龙市区，进入新界农村，在沥青路上疾驰。父亲抑止不住内心的喜悦，不时探头张望公路两侧的原野，对嫩黄一片的早稻和各色各样的蔬菜很感兴趣，但他说究竟赶不上江南和成都平原，还说想不到在香港的农村还看不到一辆拖拉机。在离开沥青路转入山坡高地的碎石路时，父亲充满信心地自言自语：‘甚至香港和九龙半岛（收回）都不成问题了。’”

汽车在山岗上走着走着，不一会儿前方出现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密林前沿是一个岔路口，右边路旁停放着一辆盖篷卡车，按照事前约定，这便是转接祖父的车辆。祖父乘坐的轿车缓缓地向那辆卡车开过去，卡车司机和一位中国旅行社的职员微笑着迎上前来，他们向祖父问好后，祖父便转上了卡车，在预先安置的椅凳上坐好，二姑和通信员也上了卡车。父亲和轿车司机遥望着他们的卡车绕过树林，直到身影消失，才上车掉头回去。后来听通信员说，他们一行在新界途中又换了两辆小轿车，直到深圳才换乘火车去广州，沿途都有专人招呼。另据二姑回忆，到达深圳时，祖父的情绪特别好，在与同行人员和接待人员言谈间不时发出琅琅的笑声。

为了不让台湾方面察觉祖父的动向，我们在祖父北上后，继续在公寓住了五六天才搬迁到九龙界限街的公司宿舍，一直住到1952年3月离开香港回重庆为止。

6月14日，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怀仁堂召开，香港大公报和其他许多报纸逐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了有关报道。祖父抵达北京时，曾请求中央宣传部门不要将他回北京的事予以登报或广播，以免尚在香港的众多船只的安全受到影响。中宣部请示周恩来总理后同意了这个意见。祖父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随后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1年10月还按第一次会议预留的名额，被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祖父在北京期间，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据古耕虞先生去香港时介绍，毛主席举行了两次也有古老在坐的便宴，一次为工商界人士，一次为西南地区民主人士，祖父均与其同桌，座位相邻。周恩来和陈云也在百忙中多次约晤祖父，每次都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民生公司的作用和其他一些问题进行长谈，听取祖父的建议。祖父的老友、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和黄炎培等，也对祖父的到达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多次在一起叙谈。

这次在北京期间，祖父游览了长城，还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他面对蜿蜒起伏的长城和巍峨峻峭的山脉心潮澎湃，对发展新中国的海河航运事业充满了信心，欲大展身手。

回到重庆后，祖父又受到邓小平、刘伯承的欢迎和接见。到达重庆的当天，西南军政委员会还派了曹荻秋到朝天门码头迎接。

关于滞港船队和物资，祖父将离港前已初步研究的、分别撤回上海和广州的方案，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请求中央转告各地人民政府给予协助，得到了总理的全力支持。同年深秋，祖父还为此专程到上海和广州，会同当地航运、港务主管部门和民生公司分部负责人，作了妥善安排。这之后，民生公司所有在港轮船都在祖父的统领下北上，回归了新中国。

（作者系卢作孚先生长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