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服务

科学编制育幼事业发展规划

随着二孩政策实施，双职工家庭对于低龄孩子的看护需求增大。特别是在五个月到两岁半这个阶段，育儿嫂难找、幼儿园不收、幼儿托育贵，如何解决职场父母的烦恼？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刘文贤带去了《关于大力发展托育服务机构的提案》。

在刘文贤的提案中，有这样一组数据：截至2019年，重庆3岁以下婴幼儿户籍人口约95.19万、常住人口约98.05万，提供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登记注册机构909所、托位数3.03万。“按我市3岁以下常住人口计算，托位数占比仅为3.0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1%。我市909所托育机构中，附设有托育班的幼儿园747家、登记注册的托育机构87家、早教机构75家。87家托育机构和75家早教机构均为民办。”刘文贤说，根据调查显示，重庆48%以上的家长有托育意愿，且其中70.7%的家长希望选择公立性质的托育机构，但由于全市供给数量严重不足，直接导致入托率低下。

“许多家庭都是双职工，孩子的父母都要外出工作，孩子要么交给家里的老人，要么只能送去托育中心。但是我发现，身边几乎没有专业的托育机构。”此外，刘文贤还发现，我国托育保育活动不适合0—3岁婴幼儿发展特点，“幼儿园化”现象严重。

刘文贤说，科学编制托育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在规划中明确婴幼儿托育事业和托育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保障措施，明确政府在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责任和义务以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鼓励和支持托育服务产业健康发展已经刻不容缓。

刘文贤最为关注的，就是普通收入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依托公办机构兴办一批具有普惠性和公益性的托育机构，满足普通收入家庭需求，是目前最为迫切的问题。”这个难题如何破解？刘文贤有自己的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办园时间长、基础条件好、办园过程规范的托育机构，重点建设一批示范性托育机构，为各类婴幼儿照护机构的建设树立标杆、提供样板。”

此外，刘文贤还建议，试点推进早教机构向托育机构转化，积极探索托幼一体化建设，利用现有幼儿园的管理资源、场地资源、师资资源延伸举办托育班。整合社区服务体系，引导并培育有条件的社区开展托育服务。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形式设立托育点，满足职工托育需求。不断创新需求形态，形成全日、半日、计时和临时等多元化的托育服务方式。

光有硬件设施的建设并不足以解决托育服务机构不健全的问题。刘文贤说，托育机构从业人员的专业化也非常重要。他建议，健全托育服务保障机制，依托院校和托育机构建立托育服务实训基地，培训具有3岁以下抚育资质的专业人员，形成不同层次的托育服务人才队伍。建立健全托育服务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制定保育标准，明确政策待遇，出台并完善服务人员的技术等级评定制度。

职业再教育

以产教一体化培养操作型人才

职业再教育是教育事业中与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最密切的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职业再教育体系尚未形成，被其他类型职业学校覆盖。”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旬表示，我国的职业教育系统以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为主，学生是未成年人；新拓展的高职教育学校学生也是未参加过工作的。其系统在专业、课程、教学与评价等方面主要偏重于学历教育，与企业重实际操作运用存在脱节、断层等现象。

同时，教材脱离市场需求、更新滞后，重理论轻实践，人才培养标准缺失，评价体系不健全，职业再教育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为此，周旬建议，以企业为导向构建产教一体化职业再教育体系。

一方面，国家出台政策，明确界定职业再教育与中职、高职教育的差异性，统筹规划职业再教育体系。同时，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产业结构及用工环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倡导校企联合办校、办学，建立职业再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共同构建职业再教育体系。此外，改善职业再教育师资队伍结构，除教师外，配置相关企业的高级技术与生产经营管理人员参与实践教学，组成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另一方面，根据职业再教育专业设置加快教材建设，结合职业再教育的特点和企业需求，重视教育与企业两方专家的意见，制定该类教育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要求。教材编写必须符合生产一线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在理论教学中加强教学实践操作指导，使大多数学员能够学懂，并能够熟练运用。

“职业再教育学校应根据国家的教学大纲与企业合力研究、制定出台专业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周旬呼吁，不断完善职业再教育评价体系。以公办或民营的形式建立职业再教育培养质量评价、检测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对职业再教育学校的专业质量、师资队伍等各方面进行检测评价，帮助该类学校加强专业建设，逐步形成产教一体化运行体系。

家庭教育

推进立法让父母“持证上岗”

家庭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关系着微观的家庭和未成年人的成长成才，也关乎宏观层面的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我看过一份家庭教育现状问卷调查，我国近50%的家长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约80%家长缺乏教育相关知识和经验。与此同时，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且向低龄化方向发展，这既是严重的家庭危机，更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凸显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彭静表示，为加强家庭教育价值引领和教育功能，有效解决家庭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推动家庭教育的法治化正当其时。

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为完善《草案》，彭静建议在立法中进一步确立相关主体的责任义务，细化委托照护的家庭教育，明确委托照护人的家庭教育义务、明确委托照护人应具备的资格、建立委托照护备案制度，做好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衔接。

此外，彭静还建议要科学设置家庭教育内容指引，为未成年人提供周到的家庭教育。“建议将网络教育提前到学龄前，即已满三周岁不满六周岁的年龄段。在此期间，监护人要承担主要的网络教育责任，严格控制低龄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和用途，帮助学龄前未成年人建立对互联网的初步认知。”彭静说，还应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法治教育，将法治教育融入日常生活中，培养未成年人对法律的认识和敬畏。

在彭静看来，仅以留守儿童为例，我国目前有697万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缺失、家庭教育缺位导致部分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无法得到保障，农村留守儿童辍学率高，犯罪率也相对较高，有必要通过法律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进行保障。为此，彭静呼吁《家庭教育法》关注弱势群体以保障受教育平等权，一方面给予补助和帮扶，提供教育指导，减少子女因为家庭原因产生教育和养育的差距。另一方面要重点建设乡村学校、社区家庭教育之家，加大国家在这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推动家庭教育看护点建设。通过法律制度的倾斜保护，保障城市流动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和其他困境儿童接受家庭教育的权利。

农民培育

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高素质农民，组织参加技能评价、学历教育，设立专门面向农民的技能大赛”。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同样明确强调“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可见，中央高度重视高素质农民培育，以此着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但是在农村，青年人才太少了！”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副校长温涛感叹。

2017年起，温涛就开始参与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调研和评估。3年间，他的足迹覆盖了四川、河南、广西、宁夏等地。通过调研，他发现现有农村培训教育体系的缺陷：乡村从业主体明显老化，掌握现代生产技能、信息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青年高素质农民严重不足。

通过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积极走访调研，温涛总结出现阶段加快高素质青年农民群体成长存在的问题：一是培育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忽视了“互联网+”时代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的特殊性，高效的培育平台尚未建立；二是培育供需匹配度不高，培育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三是培育内容不合理，信息技术和金融等方面知识技能培训严重不足；四是培育经费来源单一，尚未形成稳定充足的投入机制；五是相应配套措施和发展环境存在缺陷，培育保障机制仍不健全。

针对上述问题，温涛提出了建议。“技术赋能，利用好互联网数字平台是关键。”他建议，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平台、网络云课堂、在线直播、可视化技术等，打造线上线下终身学习的平台；充分利用网络效应，形成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辐射性培育方式；利用青年农民喜爱的社交软件进行宣传，广泛报道推广优秀先进案例，充分发挥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素质农民的辐射带动效应。

“对具有潜力的青年农民进行差异化、动态化的培育，搭建全国性的高素质乡村人才服务平台。”温涛认为因材施教、差异化培育才能更高效。他建议政府和企业联合出资购买专家服务，并且由相关社会机构出力贡献人才资源，让参加培育的青年农民能够得到专家的有效指导；在课程后增加反馈功能，形成有效沟通；利用大数据、云平台等，针对不同地区的产业发展，对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去完善培育计划和方式。

同时，温涛希望提升高素质青年农民的金融素养，加强有关互联网支付、借贷、众筹、理财等产品的基本概念知识教育。拓展投融资渠道，鼓励企业、民间的社会资金、金融资本等更高效地支持高素质农民的电商创业，设立专项扶持创业基金和资金项目，吸纳更广泛的资金参与到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当中，有针对性地对其信贷需求、就业创业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

“此外，我们还要立足长远，营造全方位发展的培育发展环境。”温涛表示，要加快互联网金融、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建设。加快构建诸如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其他相应的支持保障体系，从而更好地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进一步凸显农林院校办学特色，构建更加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人才培育体系，出台一批有含金量的政策措施，引导农科高校毕业生扎根基层、服务乡村，有效扩大高素质青年农民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