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从北平飘到了远在西南的川渝，6月，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第一批赴法青年取道重庆，乘船出发。重庆各界人士涌向码头，夹道欢送，这热闹的场面让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深受触动，决定筹组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分会成立后，9月中旬，位于夫子池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正式开学，汪云松出任董事长，学制一年，开设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四门课程，其目的是帮助重庆地区有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初步掌握法语知识，为出国提供便利条件。学校招生对象为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经考试后录取110名学生，其中便有来自四川广安的邓希贤（小平）。

学校条件简陋，但同学们学习认真，在掌握吸收知识的同时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据《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记载，为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这群学生曾集体到重庆卫戍司令部示威请愿，在那儿坚持了两天一夜的斗争。

1920年7月，经过一年的学习，有83名学生通过了学校的毕业考试及法国驻渝领事馆的口试、体格检查，取得赴法资格。在他们之中，戴坤忠、冉钧、谢陈常、邓绍圣等46人取得贷费生资格，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解决到法的三百元路费，而邓小平、傅汝霖、周贡植、陈家齐等37人取得自费生资格，需自行凑足路费。关于邓小平留法路费来源，还有一些争议。许多人认为是汪云松资助的，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资料显示，邓小平留法的路费应该是由其父亲邓绍昌筹措支付的。

1920年8月27日，84名重庆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整队出发，经太平门出城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客轮离渝东下，8天后到达上海。9月1日，同学们乘上法国二等邮船“鸯特莱蓬”号赴法，经过几番辗转，最终抵达法国马赛。

除在预备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后赴法外，也有许多直接由重庆赴法的勤工俭学学生。1919年夏，江津中学的聂荣臻等20多名江津学生通过重庆《商务日报》编辑、江津人刘颖滨商请会长汪云松出面，取得法国驻渝领事馆同意，办理了出国护照。他们与巴县、长寿、涪陵、南充等县赴法的同学共35人一起乘船东下。同年12月，众人乘法商“凤凰”号邮轮赴法，1920年1月10日抵达法国马赛。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19年至1921年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中，全国共有1500多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四川籍学生在巴黎华法教育会在册者达472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居全国各省之首。而重庆籍学生（包括直接由渝赴法者）就有150人左右，约占四川学生的三分之一，其中江津、巴县两县籍学生有90人（巴县47人、江津县43人），居全川首位。

勤工俭学生赴法，正是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经华法教育会联系，学生们到法后很快被分到工厂工作和进学校补习。来自四川的不少人进入钢铁厂、汽车厂、化工厂、煤矿、农场等地做散工、杂工，大多干的是体力活或很脏的粗活，做技术工的人很少。如赵世炎在施莱德工厂作杂工，陈毅在巴黎克里西门外克卢伯公司的下属炮厂当钳工，邓小平在斯莱达钢铁厂拣过废铁，又在沙乃蒂橡胶工厂修过胶鞋。他们的生活极其艰苦，住的是木板工棚，睡的是双层床，几个人共用一个汽油炉，饭大家一起做、一起吃，生活得极省。陈毅在谈到他旅法勤工俭学的感受时说，“法国的工厂生活，是寄在资本制度的下面，不容工学者有发展的余地，常感到一种迫我同化的压力”。他对被资本家辞退而失业的法国工人深表同情，觉得社会革命是极合道理的事。“资本家完全为自己的利益起见，毫无人心，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如果说工厂艰苦的生活让这批学子对无产阶级的遭遇深深同情，那么1921年法国陷入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面对失学的无助、生活无法保障的困境、“学以救国”的梦想破灭后，他们终于一步一步靠近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一次次争取权益的斗争中逐渐坚定了自身的理想信念。

1921年初，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成立了“工学互助社”，团结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期间，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留法学生开展了“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三大运动以留法学生的失败告终，陈毅、周钦岳等34名川渝学生被法国当局以非法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罪名”遣送回国。虽然运动失败，但也进一步激发了众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热情。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子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和革命团体，如“工学世界社”“劳动学会”“勤工俭学会”等。其中，赵世炎于1921年春与周恩来等人组成“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八个共产小组之一。这些组织的兴起为后期中国共产党队伍的发展壮大积累了一定经验、培养了优秀人才。

同年冬，赵世炎与周恩来等人发起建立新的统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1922年6月3日至5日，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刘伯坚等 18人在巴黎西部布伦森的露天咖啡馆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议正式决定加入1922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并将名称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是赵世炎负责编辑的油印月刊《少年》（后改为《赤光》）。《赤光》一问世就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努力在旅欧勤工俭学生及华工中组织起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邓小平撰写的《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文章，揭露一些旅欧反动文人反人民的丑恶嘴脸，争取了广大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支持，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使得一大批追求新思想、谋求改造中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在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106人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些人中有的长期在国外从事革命斗争，在旅欧华侨、学生、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更多的则选择了回国，有的成长为优秀的革命将领，拼杀在战场守卫家园；有的选择兴干实业，救国救民；有的潜心科学、助力祖国强大……那一艘艘载着希望与憧憬而去的轮船最终带回了一个个热血丹心、信念坚定的新青年。聂荣臻曾回忆留法勤工俭学生活：“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