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时节，嘉陵江畔，红岩村景区内游人如织。这里是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诞生地，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发展历程。

1939年至1946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直设于红岩村。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生活工作。1945年8月，毛泽东从延安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为期43天的谈判，也曾住在此处。那时的红岩村，如大后方一盏不灭的明灯。

“七一”前夕，记者跟随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的脚步，一起走进当年的红色岁月。

《沁园春·雪》在重庆首次公开发表

红岩村景区内绿意盎然、鸟鸣声声。广场中央石壁上镌刻着《沁园春·雪》手稿，苍劲有力、气势磅礴。“《沁园春·雪》是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题写后赠送给诗人柳亚子的，也是在那一年，《沁园春·雪》在重庆首次公开发表。”站在石壁前的荷花池旁，朱军向记者介绍道。

毛泽东为柳亚子题写《沁园春·雪》和重庆谈判这一历史性会谈有关。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全民族的和平民主团结，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当局进行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抵渝3天后，老朋友柳亚子到桂园拜访毛泽东，并赋诗一首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

9月6日，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毛泽东专程前往沙坪坝南开中学看望柳亚子。在谈古论今、宾主欢愉之时，柳亚子诗情大发，趁机向毛泽东索诗。应允老朋友后，10月7日，毛泽东在临行之际将1936年2月在东征途中写的《沁园春·雪》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信笺重新抄录赠与柳亚子，并附信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柳亚子接到这首词后，深为词中磅礴气势、丰富内涵所折服，惊呼“大作”，忍不住赞叹“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经过反复吟诵，柳亚子作了一首“次韵毛润之初行陕北看大雪之作”的和词，并把这首和词和毛词抄送至重庆《新华日报》予以发表。但报社表示还需向延安党中央请示，为了不延误时日，《新华日报》于10月11日单独刊发了柳亚子的和词。

1945年10月25日至28日，柳亚子与画家尹瘦石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柳诗尹画联展”。柳亚子把毛泽东书赠他的《沁园春·雪》手稿和自己书写的《沁园春》和词公开展出。至此，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正式面世，开始在山城各界人士中流传开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时任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专栏编辑，他四处打听，终于抄得一份完整的《沁园春·雪》。

1945年11月14日，吴祖光擅自将《沁园春·雪》第一次公开发表在《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上，并配上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两个礼拜后，重庆《大公报》将毛泽东的这首词和柳亚子的和词一并公开发表，这下重庆人都知道中共领袖毛泽东不仅会带兵打仗，还会写诗填词，还写得这么好。”朱军介绍，蒋介石听说后极不高兴，国民党就组织一帮御用文人以《沁园春》词牌名填词攻击毛泽东，毛泽东听说以后表示“鸦鸣蝉噪，可以喷饭”，懒得理睬。

当时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新华日报》都不跟国民党一般见识，但是之前共产党曾经帮助过的文化人看不下去了，也纷纷用《沁园春》词牌名填词与国民党御用文人打起了文化仗。“这一打就打了半年，国民党是希望找到一个高手写一首来超过毛泽东，但是半年过去了都没找到。因为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诗人，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军事家，其词作气势磅礴，不是一般人可以写出来的。”朱军感叹道。

半年后国民党人偃旗息鼓，这时《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短评，其中两句写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实际上，《沁园春·雪》引起文坛的唱和，最终结果使共产党的政治分越加越多，国民党的政治分越丢越多，人心向背，自不待言。”朱军表示，《沁园春·雪》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的博大胸襟和盖世才华，使人们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身上，更多地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周恩来过生日和他的修养要则

四张藤椅、两张木桌、一个竹编书柜……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二楼，周恩来当年的办公室一如80多年前，简单、朴实、整洁。宽大的办公桌上陈列着一张发黄信纸，长26厘米、宽19厘米。这就是周恩来1943年在45周岁生日当晚写下的《我的修养要则》。

1943年3月18号（农历二月十三日）下午，南方局和办事处机关在红岩村组织同志们进行整风学习。周恩来在学习会上给大家作报告，他结合个人的成长、革命经历，回顾、检讨历史经验和教训，并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剖析和反省。他仔细谈到了家庭、社会、学校教育对他的影响，检讨自己“由于母教的过分仁慈礼让，使自己也带有几分女性的仁慈，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斗争，往往走调和主义”，参加革命“迄今已20年，经常处于实际工作的情况，故培养了一些工作能力”，但“理论修养不够，有些事务主义的作风”。与会的同志们都知道周恩来在党内斗争的经历，大家都为他这种严于自我剖析和从思想深处找原因的精神所感动。

当天是周恩来的45岁生日。“其实他早就忘了，但是中共南方局的同志们还记得，希望为他好好庆贺一下，为他准备了茶点祝寿。”朱军说，周恩来并没有出席。当天晚上，在徐冰和孔原等人先后致祝词后，点心只得同志们分而尝之，到夜里12点多，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同志们才“欢欣而散”。

没有出席办事处为他准备的祝寿茶会的周恩来又在做什么呢？原来周恩来简单地吃了一碗面条后，就回到办公室深刻反思自己从事革命工作的成败得失，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他为自己45岁生日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我的修养要则》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在这份《我的修养要则》上，我们看到了周恩来凝重忧远的诚恳态度、斗争策略的深思熟虑、心系群众的急迫心情。为工作，他心甘情愿、鞠躬尽瘁；为群众，他俯首甘为孺子牛。“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体现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名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而他这一生，都是这样做的。

“尤其第五条，‘长处只是适当地发扬，但是短处必须具体地纠正’，让我体会到，不光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乃至一个政党，就是在不断纠正自己具体短处的时候获得进步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强大的自我革命的性质。今天，《我的修养要则》仍激励着我们始终要做到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发扬自我革命的精神，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的力量。”站在周恩来当年的办公室里，朱军动情地说道。

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很多人对红岩精神的理解，是从文艺作品开始的。小说《红岩》、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红岩精神和红岩文艺作品是不能划等号的。红岩精神的培育、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朱军介绍，红岩精神产生于抗战相持阶段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在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红岩精神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9年1月到1946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领导整个中国南方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南方局坚决贯彻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成为民族抗战的坚强堡垒，发挥了红岩精神凝聚人心的巨大作用。第二阶段是1946年5月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南方局移驻南京，改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四川省委，由吴玉章同志任书记，继续领导西南地区的党组织。第三阶段是1947年3月到1949年11月，主要是川东地下党在重庆开展的地下斗争，和被捕共产党人在狱中与敌人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

董必武同志曾如此写诗赞誉红岩——“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道出红岩精神与伟大的抗日战争紧密联系。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倡导，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设立，代表中央全面领导南方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南方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红岩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成果。“可以说，红岩精神的产生是革命斗争的必然要求，是伟大实践培育的革命精神。”

红岩是地域范畴和实践范畴的集合。朱军说，作为地域范畴的红岩，是重庆红岩嘴13号（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驻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红色三岩”的总称，其代表性所在是重庆红岩村，她是红岩精神的发源地。

在朱军看来，抗战烽火中“红色三岩”的贡献和作用，可从六个方面进行概括。

红岩，似一盏明灯，为迷雾中的人民指引希望的方向。在重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战斗了九年一个月又十八天，共发行3231期。她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鼓舞人民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做出杰出贡献，充分发挥了“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作用。

红岩，似一块磁铁，中共南方局积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把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红岩，似一川清泉，滋润着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中共南方局成功营救被困于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范长江、邹韬奋等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人等800余人，茅盾同志称此次大营救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红岩，似一方基石，为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格局奠定基础。正是在重庆，中共与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合作、患难与共的传统得以孕育和形成。

红岩，是一个舞台，让中国共产党从山沟沟走向大城市，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共南方局常委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在世界面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

红岩，是一座堡垒，领导了中国南方13个省市、港澳地区及海外党组织的10余万名党员。南方局具有高度的战斗力、组织力、号召力、凝聚力，创造和积累了党的建设新成果、新经验，对新时代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红岩故事广为流传，红岩精神世代传承。朱军认为，红岩精神内涵可概括为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四个方面。红岩精神的特点则表现为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

“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军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红岩精神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红色阵地、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红色基因、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红色钙片。在新时代，将深入挖掘红岩精神的时代内涵，传承弘扬红岩精神，让初心使命永驻心间。 （程颖/文 秦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