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势利导 合法成立
1946年4月,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也要迁往南京。为了继续领导重庆及西南地区的党组织,南方局决定在重庆公开成立中共四川省委。
由于蒋介石曾在旧政协开幕会上许诺各党派可以公开,中共四川省委发表声明称:“我们公开是有根据的。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党,我们有办事处、报馆在这里,有党员应有党的组织;我们公开,在重庆有这个必要,其他地方无组织,也不搞组织。”国民党当局虽然不满意,但在全国民众向往和平建国的大环境下,只得默认。
4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南方局工委书记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上明确吴玉章、王维舟、傅钟、于江震、魏传统、杨超、程子健、梁华、郑伯克为省委委员,周文、何其芳、赵世兰为候补委员。吴玉章任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傅钟任宣传部长兼《新华日报》代主任。4月30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向中外宣布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并将吴玉章、王维舟、傅钟介绍给记者们。
5月,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在北碚召开张自忠将军殉国六周年纪念会,中共四川省委送上一幅挽联:“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民命何堪”,将其悬挂在灵堂显著位置,引起媒体关注。重庆《国民公报》《大公报》《新民报》等纷纷加以报道,社会各界都得以知晓。
公开中共四川省委,有利于共产党在国统区进行合法政治斗争。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后,其留驻重庆的联络办事处,与中共四川省委合署办公,吴玉章则兼有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和四川省委书记两个身份,可以合法出面与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交流和沟通,促进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争取和平 反对内战
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是全国民众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人们渴望和平建国,渴望休养生息,不愿再打内战。5月下旬,在中共四川省委的组织和发动下,重庆各民主党派人士呼吁和平座谈会顺利召开,罗隆基、邓初民、史良人等到会发表讲话,并发起“要和平、反内战”的签名。民盟《民主报》、中共《新华日报》先后报道了会议情况。
之后,四川省委发动党员到社会各界进行动员。经过努力争取,重庆各党派、各团体和实业界、金融界及宗教团体,纷纷参与“要和平、反内战”的运动,3000多人参加了签名活动,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举行了和平祈祷。重庆各界联合成立了和平促进会,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要和平、反内战”的呼声不断高涨。
7月上旬,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枪杀李公朴、闻一多,明目张胆压制民主,重庆民众义愤填膺。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召开李、闻二烈士追悼会,利用国民政府四川省省长张群对特务行动的不满,以及国民党市党部与三青团市团部的矛盾,通过邓初民、史良、鲜英等人做工作,动员张群做追悼会的发起人。
同月下旬,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在渝召开。张群主持,吴玉章、胡子昂、史良、邓初民等人出席。吴玉章在会上发言,他号召大家以千百倍的勇气来继承死者的遗志,维护中华民族的光荣。著名社会科学家邓初民发言说,为和平民主奋斗的人,是杀不完也杀不绝的。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在会上三呼“我们要和平”,博得全场热烈掌声。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因病在上海去世,他曾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影响很大。在中共四川省委组织下,重庆生活教育社、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在和平路管家巷举行了追悼大会。不久,重庆各界又在沧白堂举行陶行知追悼会,到会群众2000余人。
两场追悼会的成功举办,提高了广大民众的觉悟,民主运动蓬勃发展。
中共四川省委积极做民主人士的工作。张澜回重庆后,省委派人极力挽留张澜和邵从恩,使他们始终没去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被迫撤离 留下火种
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大会”在中共、民盟抵制下悍然召开,国共和谈的大门被国民党关闭。中共代表团于1946年11月从南京撤回延安,只有董必武、吴玉章和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继续在南京、上海、重庆坚持工作。
1947年2月下旬,蒋介石密令各地军警宪特部门,限于2月底将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中共公开机关人员强迫集中送回延安。
2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吴玉章等人:“按计划疏散隐蔽,身份完全公开和不能疏散者均撤回延安。”3月1日,周恩来请董必武电告吴玉章,交涉回延安飞机,如飞机无着落,则由汽车护送,必须要有国防部护照,以免胡宗南捣乱。当晚,董必武致电美国驻重庆副领事布德,要求美方派两架飞机运送中共人员。
当天凌晨3时,国民党派出大批军警,分三路包围搜查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新华日报社、七星岗《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实行武力驱逐。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四川省委随后主动与重庆民主人士沟通,说明真相。
吴玉章对党员干部进行了气节教育。他说:“只要我们大家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和高尚的人格,渝、蓉、昆三地的300多人团结一致,不怕压迫,不怕牺牲,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在以后几天里,吴玉章数次给被集中监视在曾家岩23号的人员讲自己从参加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亲身经历,教育大家要随时代的发展进步而进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1947年3月7日至9日,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办事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渝、蓉两地人员,在重庆集合撤回延安。吴玉章在白市驿机场登机时,转身面对浓雾笼罩的山城大声地说:“再见了,重庆!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中共四川省委撤离不久,党组织在重庆秘密成立了川东临委,继续为民主革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