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克明（1905-1937），本姓陶名正，1905年2月15日出生于涪陵县云集乡(今属长寿区)的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就读省立涪陵第四中学。因积极参加童庸生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被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杨克明化名洪涛尔，到丰都县城、高家镇等地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受中共四川省委军委派遣，杨克明在涪陵、丰都、石柱等县组织农民起义，开展武装斗争。

1930年4月7日，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在涪陵罗云场正式成立，后转战多地，打土豪分田地。杨克明奉中共涪陵县委指示，携带大量医药和枪弹去劳军慰问，后留在红军队伍中，担任宣传队员。他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红军“不纳租、不纳粮、为穷人打天下”的主张，帮助他们组织农协会。后提任二路红军游击队二大队一中队队长。

在任中队长期间，杨克明率领三个分队，跟随主力，转战于涪陵、丰都、武隆、石柱等地，为争取武装力量、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方面的工作做出了成绩。1930年7月，红军在丰都暨龙整编，将两个大队合并为一个纵队，杨克明任第一中队队长。

一次，丰都、彭水等县团练武装千余人，乘浓雾偷袭我军驻地，情况紧急。杨克明率队配合赵启明、陈静、周晓东等带领的各路人马向敌人发起反攻。二路红军在向忠县行军拟与三路红军会合途中，遭到强敌围困，于石柱鱼池坝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队伍损失很大。杨克明等冲出敌人层层包围，在石柱和忠县邻界的蒲家场会合，与赵启明、邓止戈等转移到三路红军游击队，不久也遭到失败。

组建川东游击军第二支队

1930年冬，受党的指派，杨克明到四川营山县农村秘密开展革命斗争。他化装成一个生意人，人称“杨布客”，出没于营山安化场等地，使安化周围的绿水、安固、双河、消水、柏林、骆市等村镇农协会相继恢复建立起来，革命烽火越烧越旺。1931年夏，杨克明任开江广福乡支部监委，参加组建川东游击军第二支队。

1932年夏，省委决定将梁山中心县委改为梁(山)达(县)中心县委，调杨克明任书记，领导宣汉、万源、开江、梁山等县的工作。在此期间，杨克明着重抓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健全各县委领导机构，充实领导班子，发展党员，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增强党的战斗力。经他努力，达县很快建立了由他兼书记的党的特别支部，宣汉等地党的组织也相继恢复建立。这些组织成了农村革命活动的坚强堡垒，为日后迅猛发展起来的川东游击武装打下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同时，杨克明还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自编自刻了秘密油印刊物——《战鼓》，作为中心县委的机关刊物，宣传共产主义，及时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川东游击军的斗争。为了培养革命骨干，适应游击区迅速发展对党的领导和干部的需要，中心县委还在赵家山、关帝庙以办学生补习班为名，举办党员训练班，为农村工作培训了一批骨干。

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杨克明在达县的几个乡里，几天内就组织了几千人参加游击队，在整个川东地区不到10天时间武装起来的游击队达3万余人。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

担任红军高级将领

1933年11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成立，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1934年4月，在反“六路围攻”作战中，红33军在万源罗文坝、长坝一带负责万源方向涌泉寺的防御任务。由于张国焘不顾事实，诬说杨克明指挥作战不力，把他从火线上撤下来。杨克明含着眼泪对当时曾在一起作战的魏传统说：“尽管我此去凶多吉少，但我还是为党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战斗结束后，杨克明被张国焘撤去红33军政委职务，调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内务部干事，不久，又任中国工农红军33军补充师政委和独立师师长。

1936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33军与红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董振堂任军长，杨克明任军政治部主任。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党中央将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地区。

1937年元旦拂晓，董振堂、杨克明率领红五军3000余人，一举攻占甘肃省高台县城。此时，五军一部和9师、三十军分驻于临泽县城东南之沙河堡、倪家营子等地，高台与主力相距较远。正当我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庆祝高台解放的时候，马彪、马步青、韩起禄等乘我高台守军力量薄弱，且与主力配合困难之机，纠集2万余反动势力，对高台县城进行层层包围。1月12日，敌以约5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对高台发起攻击。杨克明、董振堂镇静自若，认真组织防守，与敌在城外激战7昼夜，在与占绝对优势和拥有精良武器的敌人的激战中，伤亡较大，弹药消耗严重，被迫退入城内坚守。

1月20日，敌全力攻城，血战10余小时，高台全城陷落。杨克明、董振堂以及13师师长叶崇林等红五军将士3000余人浴血奋战，除少数冲出重围绝处逢生外，大部壮烈牺牲，年仅32岁的杨克明也献岀了宝贵的生命。马步芳、马步青还惨无人道地将杨克明、董振堂、叶崇林等红军将领的头颅割下来，悬首示众，不让收尸，残酷至极。

解放后，为纪念高台死难红军烈士、教育后代，当地政府修建红军烈士纪念馆，还专门为杨克明、董振堂等修了纪念碑。当年任红33军师长的王波同志专程到高台烈士纪念馆，痛悼忠魂，写下了《哭高台》：“河西走廊觅故人，昔日红军何处寻？一片黄沙埋铁骨，高台陵寝哭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