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侠义

曾祖邹容胸怀天下兴亡，是个人所共知的民族英豪，但他同时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情义男儿，这一点充分体现了重庆人的侠义精神。

1903年，进步人士陈范在上海主编的《苏报》全文连载了邹容的《革命军》，这篇两万字的战斗檄文，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清政府联合上海英国租界当局，抓捕了为《革命军》作序的章太炎。当时邹容本有时间可以脱身。但他没有这样做。得知章太炎被捕，他便只身到英租界巡捕房投案，包裹着高高红头巾的印度狱警，一把挡住他，不相信影响巨大的《革命军》就出自眼前这位青年之手。当邹容流畅背诵出大段原文后，这个印度老爷兵惊讶不已。

入狱后，邹容先是和章太炎关一个牢房，章太炎问他为何不逃脱。邹容答：“你为我而坐牢，我哪有逍遥在外之理呢？生死也要和你在一起。”足见邹容的侠义。章太炎比邹容大18岁，二人可谓忘年交。因为《苏报》案，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两年。在狱中，他们以诗唱和，相互激励。

邹容个性刚烈，在狱中常为犯人的非人待遇与狱监抗议争辩，章太炎劝慰他心平气和等待两年后的出狱。清政府深知邹容年轻而激进，出狱后必会更加反叛，邹容的狱中结局便可想而知了。章太炎在他的《邹容传》中这样描写邹容牺牲时的情景：“其夕，积阴不开，天寒雨湿，鸡初鸣，卒于狱中，旦日，余往抚其尸，但其目不瞑，同系者皆疑医师受贿鸩之。”1905年4月3日这天凌晨，在旧中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寒冷日子里，壮志未酬，年仅20岁的邹容，就这样被清廷毒杀了，令人扼腕，可叹可惜！

留日改名

一个人的名字有着一个时代的明显印记。在邹容那个时代，小康以上的人家，给晚辈取名，不仅有“名”有“字”，有的还有“号”，或者“乳名”等。我的曾祖邹容（编者注：就义后，邹容大哥的长子过继到邹容名下为后）留学日本前，家人叫他桂文或者绍陶，他在给双亲的家书中，落款和自称都是“桂文”。亲友对他称呼，多为威丹。

1903年邹容先是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名额，和当时本地多名青年才俊一道，由重庆知府李立元（当时重庆公派留学生的监督官）带领，赴成都谒见四川总督奎俊，受到勉励。

但是在后来正式录取的调查政审中，邹容的叛逆言行被上报总督衙门，官府给他下了“聪颖而不端谨”的断语，取消了他公费留日的资格，这对一心向往东京(当时东京是清朝留学生的首选，从1898年戊戌变法后到民国初年，中国派出留日学生达数千名)，渴望接受新思想洗礼的邹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但他矢志不改。他的旧学恩师江叔澥曾数次写信给他说：“去日甚好，中国无一完善学校”，一直支撑着邹容探索真理、去日本留学的信念。他整天围在其父邹子璠前软磨硬缠，要求他资助自费留日。

1903年8月，邹容终于成行，乘船东下上海，转乘海轮到东京，实现了他多年的留日夙愿。正像当时秋瑾留学日本后，将原名秋闺瑾改为秋瑾，有再造自我之意。邹容一到东京，就被这里如火如茶的爱国救亡气氛所感染，于是，他给自己改名叫“邹容”，隐含从此容颜改变、脱胎换骨的寓意。而在参加留日集会，加入拒俄义勇队等活动中，他的广博学识、爱国激情、演讲才华，都得到了充分的激活与释放。

从此，“邹容”这个名字便在留日学生中广泛传扬。他的那本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檄文《革命军》，首次也正式署名邹容。一百多万册的刻印本，成为清末发行量最大的反清读本，更使邹容的英名不胫而走，传扬到了港澳台和东南亚的华人聚集地。可以说，改名是邹容重塑自我形象的重要标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一生的起点和闪亮点。

邹容的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爱好是金石篆刻，金石篆刻也是他明志和爱憎的表达载体。史学家冯自由在他的《革命逸史·邹容传》中说：“课余辄喜从事篆刻，所作类雕篆名手，人以为天才。”1903年留日期间，邹容用一块白寿山石，雕刻了一枚印章“英雄心胆依然在”，送给留日的邓只淳。1951年，邓先生将这枚印章捐赠给了西南博物院（即现在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 （摘自《辛亥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