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抗战时期的新作《蜕变》剧本，是在江安古城完成的。他为了静心写作，向剧校请了假，并且将夫人郑秀送到重庆。曹禺在写作期间，谢绝一切客人来访，整日一个人坐在屋里，差不多有一个月不出家门一步。为了他的新作早日完成，从校长到同学，谁也不敢去惊扰他。

在写作《蜕变》时，为一句台词中一个字的推敲，曹禺曾花费过一整夜的功夫。剧中有个丁大夫，她是被人称为“伤兵之母”的好医生，她对任何病人无不尽她所有的能力救治。有一天，她的儿子忽然在前线染了重病下来，非开刀不可，她却不敢亲手开刀，怕自己的孩子死在母亲的手术刀下。可是，这医院里除了她又没有再好的外科医生，最后她只有狠心自己动手。动手前的刹那，真是母亲生年最大的痛苦，但无论孩子得救与否，这是最后一次了。当时丁大夫的台词用“这是最后一次了”，还是“这是最末一次了”，在写作的时候曹禺不能决定哪个最确当。他一整夜反复地将“后”与“末”两字试读、推敲，最后决定用“这是最末一次了”。因为“末”字音调下沉，较“后”深沉、有力，更能表现内在并兼有忧郁苦痛压抑等多种复杂的情感。

待《蜕变》话剧剧本完成后，他第一次带着原稿来到剧校时，师生们发现他清瘦多了，但精神却好极了，他兴奋得像一个刚生产后第一次抱着自己孩子的母亲，脸上堆满欣慰的笑容，欢喜得几乎掉下泪来。

“他战后的新作《蜕变》，轰动整个‘自由中国’。”电影艺术家石挥评价道，这是他准备了两年，汲取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精髓而成的心血结晶。重庆的中外报纸将《蜕变》誉为战后最能表现中国伟大的“脱旧变新”时代精神的剧作与史诗。在重庆首次公演后一月内，《蜕变》剧本逐日在《新蜀报》载完，曹禺得稿酬千元，创中国剧作稿费之最高峰。“但《蜕变》获得如此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战事开始后，他便着手收集材料，据我所知《蜕变》的素材大半取之于剧校搬迁的途中，剧校由南京而汉口而长沙而沙市而重庆而江安，所经路程，几乎是‘自由中国’心脏的全部，因为交通的不便，同时沿途要作宣传工作，进程极慢，差不多踏遍沿途的小城， 并且每个城池都有较长的耽搁，使他能有机会与生活在这伟大时代人群作亲切的交往与深入的观察。再加之他对西欧名剧渊博的素养，成熟的技巧与丰盛的经验，削笔春秋般的谨慎的精神，《蜕变》的轰动，的确不是无因的、侥幸的。”石挥在《曹禺印象记》中写道。

一个月后，巴金在沙坪坝为即将出版的剧本《蜕变》写了一篇“后记”，他深情地写道：“我喜欢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雷雨》……感动过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眶。……六年来作者的确走了不少的路程。这四个剧本就是四块里程碑”。巴金又说：“把《蜕变》介绍给读者”，就是“让希望亮在每个人的面前”。对于曹禺的新作《蜕变》，巴金觉得他的创作又往前跨了一大步，这个作品给人们以希望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