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9日，日本军机轰炸了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中大校长罗家伦即向最高当局申请，将中央大学本部从南京迁往重庆，很快得到批准。罗校长早已预见中日必有一战，故于1935年前往重庆物色了校址。但是南京到重庆将近两千公里，当时既没有铁路贯通，也没有直达公路，主要依靠长江水运。而从“七七”事变爆发，特别是“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长江上轮船的货运量激增，舱位常常供不应求，中大众多师生员工和设备物资的撤迁，无疑是相当艰巨的任务。学校研究后决定，师生员工和家属先自行购买船票坐船到武汉，再由中大设在武汉的联络处统一安排舱位分期分批搭乘轮船到重庆。但是还有两千多箱珍贵的图书资料和仪器，教学用的大型设备，医学院用于教学的物品和农学院从国外买来的各种珍稀动物，如何才能搬迁到重庆，罗家伦感到很难办。正在这时，卢作孚找上门来，表示愿意用民生公司运送参加淞沪会战抗日将士的返航轮船，免费协助中大撤迁，罗家伦不由喜出望外。

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和总经理卢作孚，早在1930年赴东北考察的时候就发现日本有侵吞整个中国的野心。他说：“我们一度游历东北，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作为，才憬然于日本人之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才知所谓东北问题者十分紧迫，国人还懵懵然未知，未谋所以应付之。”为此，他率先投入了抗战的准备，其中之一就是加速发展民生公司船队，并用经济办法整合了濒于凋敝的川江民营航运。1930年卢作孚去东北时，民生公司只有3艘轮船，到抗战爆发时已发展到46艘，自宜昌到重庆这一段航线的轮船，都归属了民生公司，从而为战时运输提供了可靠保障。抗战爆发后，卢作孚当即表态：“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并号召“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他在赶赴南京参与起草中央抗战总动员计划草案期间，又赶回四川，促请和运送川军出川抗战，同时还组织指挥民生公司投入了长江沿线人员和物资的大撤退。

卢作孚决定用民生公司的轮船免费协助中大搬迁，是出于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就指出，“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在创办和经营实业及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过程中，他一刻也没有忽视教育事业，不仅把他创办的事业变成了社会大学，还在经济上对科教文化事业多有支持。1948年卢作孚在《如何改革小学教育》的文章中写道：“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

训练有素的民生公司船队，在接到协助中大搬迁的任务后，首先是不顾日机轰炸，开至南京下关，载运中央大学图书仪器2千余箱。然后是搬运大型设备器材，如3架航空工程系教学用的飞机及一个7吨多重、无法分拆、价值20万美元的空气力学实验风洞。还有医学院用于解剖的泡制好的死尸24具。民生公司还特别改造了一层船舱，用来装运农学院从国外进口的牛、羊、猪、鸡、鸭、兔等珍稀畜种，每样选一对运走。为此，中大校长罗家伦在《口述笔记》中说：“这条船拿基督教的圣经故事来作比喻，就是等于‘罗哀宝筏’（Noah’Ark），拿中国的诗句来说就是‘鸡犬图书共一船’。”把民生公司船队比喻为“诺亚方舟”的典故便由此而来。

在民生公司的无私支援下，中央大学迁川，被誉为抗战时期学校内迁最快速、完整和成功的典范。南京大学在该校百年史中纪录其前身中央大学迁川历史时，也特别指出：“民生公司这一举动，为保全中央大学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重重一笔”。其实，在中大选择校址的问题上，卢作孚也帮了忙。原本中大看上了重庆大学在沙坪坝松林坡的一块土地，这里濒临嘉陵江，山清水秀，自成小格局，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并且得到了重庆大学的支持。但是在筹备校舍建筑工程时，地方封建势力百般阻挠，以所谓“下江人”入川会影响四川人利益为由，逼迫重庆大学收回松林坡。罗家伦为此找到正在南京参与抗战军务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反复说明保全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东南文化输入与交流对四川文化发展大有裨益等理由，但成效有限。最后还是请卢作孚从中协调，这场风波才告平息。而大批师生员工由南京到武汉再到宜昌，所乘之船舶也有民生公司的，由宜昌到重庆则几乎都是乘坐民生公司的轮船。

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得到快速发展，成为战时最大的学府，学生人数由1937年战前在南京时的一千余人增至1941年的四千余人，不但为战时文化教育起了赓续的重要作用，也为国家培植了大批急需的专业人才。

罗家伦曾对四川朋友开玩笑说：“我们这次中央大学迁到四川以后，留下来文化的种子多少，现在还不敢断定，可是牲畜的种子，可以保证为你们确实的留下来了。”事实证明，中大迁川不仅留下了牲畜的优良品种，也延续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血脉。

（作者系卢作孚长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