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它是党的统一战线建立的标志和开端。这个议决案改变了中共一大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共经历了五次统一战线。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统一战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内容及特点。

唤起工农千百万

1931年形成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是第二次，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将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正确观点，运用于土地革命中，使这个统一战线具有更牢固的工农联盟基础。党紧紧依靠农民这个革命主要同盟军，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同年底爆发的宁都起义，为红军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巩固和发展了中央根据地，是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次重大胜利。

1937年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第三次，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的方针，转变为“逼蒋抗日”的方针，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毛泽东1941年提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争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中间势力作为工作重点。

1939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其任务不仅仅是领导和指挥南方国民党统治区、部分沦陷区及新四军党组织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复杂凶险的斗争环境中始终高举抗战、民主的旗帜，积极主动地与国民党左派、民主党派、外国友人和广大群众沟通联络，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方针，最大限度地赢得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及理解。

肝胆相照 风雨同舟

抗战胜利后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第四次，在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旧政协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同民盟代表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事先协商，取得一致，采取共同行动。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入，使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产。尽管参加过中国民主同盟的青年党、民社党跟随国民党走了，但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大多数仍然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民主同盟等团体坚决反对，表示愿与共产党共进退，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进步。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正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新时期形成的爱国统一战线是第五次，其统战范围扩大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把中华儿女广泛团结起来，聚合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重庆统战工作实践

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统战工作，是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下开展的。西南局第二书记刘伯承兼任统战部长，在西南局全体会议上提出了遴选党外人士参加军政委员会的意见。他说：“做好民主人士的工作，可以争取一大片人。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应该是统战工作的模范。”他作《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报告时，又明确指出：“今天所开的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种组织形式。”

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非常重视统战工作，先后撰写了与统战问题有关的多篇著作。在《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一文中，他提出严格要求：“中央规定，凡是党员与非党员合作不好，首先是党员负责，不管你有理无理。不这样，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就会使自己孤立起来，就会做不好工作，就会增加对革命的抵抗力，这对人民的事业非常不利。”

刘伯承和邓小平配合默契，带头推动统战工作，充分调动了西南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党组织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下，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被彻底荡涤，新生的人民政权朝气蓬勃，工厂冒烟、农村丰收，实现了梦想多年的繁荣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