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报》再版的故事
1948年4月22日陈然被捕,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迫停止出版发行。因叛徒出卖,中共川东地下党遭到重创,党组织几乎瘫痪。
之后不久,中共川东特委副书记邓照明在敌人疯狂追捕的情况下,出面清理组织,完成了恢复川东和重庆党组织的任务。同时,先后两次组织了《挺进报》的再版发行。
第一次再版
1948年夏季,参加川东特委第一工委领导的地区(梁平、达县、大竹三县交界处)武装斗争失败的唐祖美撤回重庆,由第一工委书记邓照明直接领导。
一天,两人在临江门沧白纪念堂附近的街上见了面,交流了一些情况,这让邓照明后来很放心地安排了一项重要工作。这之前,邓照明在和唐祖美的老师李郁萄(即李累)谈工作时,听他说通过收音机能收听到延安新华社的广播,受到触动和启发:为了重振同志们的斗志,何不把《挺进报》恢复起来呢?于是与李累说了想法,李累很赞成,并说他的家在国府路附近的蒲草田,唐祖美家在江北,环境都比较单纯、安静,适合做这项工作。两人商量决定组成新的《挺进报》特支,李累任书记,负责收听、编辑,唐祖美负责刻印,程谦谋负责传送发行。
邓照明郑重交代,恢复后的《挺进报》办报方针,要汲取以前《挺进报》的经验教训,要以党员和进步分子为主要阅读对象,内容以战局报导、政局评论为主,也可适当加些地方局势的分析。他还指示,为了不致引人怀疑,要唐祖美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当时大小学校招生已过,只有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还在招生。唐祖美得到她大姐支持,进了西南美专的音乐系。
这之后,每次唐祖美取回稿件,待深更半夜家人熟睡才开始刻印。印好后就送给程谦谋,他再分送到有联系的人手中。他以西南煤矿公司职员的身份作掩护,是邓照明的联络员。
从1948年的夏季到1949年春季,在短短半年多时间内《挺进报》出版了七八期。内容主要是解放军胜利的军事消息,也有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制订的方针、政策。
1948年12月25日,程谦谋被捕,《挺进报》暂停发行。1949年11月27日程谦谋被枪杀于渣滓洞监狱。
第二次再版
1948年5月,宋禾从川东地下党领导的华蓥山游击队奉命返回重庆后,组织上决定由他担任邓照明的联络员。1949年2月中旬,在一次约定的见面中,邓照明说,由于程谦谋被捕,参与《挺进报》工作的其他同志已经疏散,《挺进报》已休刊一个多月。现在,斗争需要《挺进报》继续出刊。
宋禾听后,既兴奋又有些惶恐。兴奋的是,他认为参加办《挺进报》的同志,一定是党性和工作能力强、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绝没有想到接替办报的人会是自己。惶恐的是,他只有22岁,入党时间不长,斗争经验和工作能力都不足,怕辜负了党的信任。
邓照明鼓励他“边干边学”,接着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从全局看,我们快要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天津、北平已相继解放。从局部看,川东、重庆的党组织在1948年因叛徒出卖遭受大破坏后,敌强我弱的态势没有改变,我们的斗争还很艰难,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需要听到党的声音,需要从革命胜利的消息中得到鼓舞和力量……这就是《挺进报》继续出刊的作用与意义。
邓照明交代,再版报纸以刊登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的重要新闻、重要言论、重要文件为主,蜡纸油印,不定期出刊。他特别强调,发行的主要对象为党内同志、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以及进步群众,按组织系统发行。而且,《挺进报》不再单独建立党支部,直接领导人是社会大学支部书记朱镜。
1949年2月下旬,社会大学支部党员董夏民经过几番周折与冒险,从长寿乡下带回来一台“飞歌牌”电子管收音机,解决了办报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按照事先部署,这台收音机安放在重庆中国银行四楼李卓颛的住处,这个地方就成了收音据点。李卓颛是个归国华侨,当时在重庆中国银行工作。由于他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反蒋活动,经过长期考察,党组织刚刚批准他入党。
刻印是在南岸龙门浩江边一间吊脚楼房子里进行。这房子是社会大学支部党员马华滋通过关系租下的,供他和宋禾临时居住。这房子前面有一家小茶馆。
董夏民把记录稿带到马宋两人住处。由他们稍稍编辑,然后刻蜡纸印刷。刻印多在晚上,遇到停电或电压不足时,就靠煤油灯照明,往往一干就干到午夜以后。因为两人的公开身份是小商人,有时候故意把算盘敲响造成晚上还在算账的假象。印好的《挺进报》,主要交给朱镜发行。每月编印两三期,每期印300份左右。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一举解放了南京,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为配合全国革命形势,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掀起了一个“争生存、争温饱、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弄得国民党政府焦头烂额。
为防止各地区学生串联搞全市大游行,国民党下令封锁两江渡口。龙门浩江边的刻印点难以继续使用。经朱镜同意,把《挺进报》的收刻印集中到中国银行四楼。朱镜不幸在1949年7月17日被捕。《挺进报》在8月初发行最后一期后,组织决定暂时休刊,隐蔽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