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重庆期间，与合川人民有过两次结缘，一次是考察钓鱼城并题诗，利用地方历史培育合川人民的民族气节；另一次是支持合川青年追求进步的革命活动，为进步书店题写店牌。

1942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当时住在重庆的郭沫若通过各种场合、运用各种方式，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的出路是“实行全民族的抗日救国”。他在写出了伸张民族大义、痛斥投降派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后，又选择了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反侵略战争的合川钓鱼城抗战题材，准备将它写成剧本，搬上舞台，以历史的光辉形象去激励抗日救国热情。

1942年6月2日，郭沫若在时任北碚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的陪同下，由重庆来到合川县城。当晚，在合川县城召开了钓鱼城历史文化座谈会。次日，郭沫若一行又去钓鱼城实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郭沫若对遗址、遗物、寺庙、祠堂、碑碣、牌坊等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做了文字记录，还与合川当地钓鱼城历史文化研究者郑知乐就宋元（蒙）战争时期守城抗战人物作了探讨。郭沫若回到重庆后，撰写了《钓鱼台访古》一文，文中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律《钓鱼城访古·华国英撰重建忠义祠碑文》。

魂夺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萦。

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壮甲兵。

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

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

诗中颂扬了钓鱼城危崖拔地的险峻气势与钓鱼城军民击毙蒙古皇帝蒙哥的英雄壮举，称赞冉琎、冉璞兄弟继承抗金名将吴璘的抗战精神，并向四川守将余玠建议修筑钓鱼城，使钓鱼城成为“蜀郡山河壮甲兵”、孤撑宋室江山36年的金汤之城的事迹。诗中明确表示，对于坚守四川及钓鱼城的余玠、王坚、张珏“宋三卿”，应千秋共仰；对于开城投降的王立和劝说王立投降的熊耳夫人，应给予谴责。该诗意在借古喻今，表达了作者对抗日英雄的敬仰、对叛国贰臣的唾弃。

这首诗在当时的《合川日报》副刊发表，极大地激发了当时合川文化人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拿起笔来作武器，投入了全民族抗战的热潮。

郭沫若与合川第二次结缘，便是1946年2月为中共南方局青年工作组在合川开设的进步书店题写店牌。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人民在较场口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国民党蓄意破坏政协达成的协议，指派特务捣毁会场，并打伤郭沫若及代表60余人，制造震惊全国的“较场口惨案”。中国共产党为回击和揭露国民党的丑行，驻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指定育才学校组织青年工作组，深入民众中去开展和平、民主、进步的宣传工作。因此，中共育才学校党支部书记便选派了该校赵隆侃等几人，到合川县开展青年工作。他们计划中的一项任务，就是在合川开办一个书店，作为联络活动场所。

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新设立这样的书店必须找一位德高望重且是进步的社会知名人士题写店牌。经青年工作组反复商议，一致决定请郭沫若题写店牌最合适。郭沫若本因在较场口事件中受伤在家休养，但得知是为革命的正义事业，欣然应允，并根据书店办在合川，而钓鱼城是历史名城，题写了书店名“鱼城书屋”。书店开张后，合川县城很快出现了争相传阅进步书刊的情景，这些精神食粮极大地鼓舞了渴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青年一代，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斗争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