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进黔江，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红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再由福州传入黔江，陆路三千里，走了178年。

红薯俗名红苕，又名番薯、甘薯、金薯、紫蓣、山芋等。把红薯从东南沿海引入重庆黔江的人，叫翁若梅。他是福建闽县（今福建福州）人，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进士，次年九月署任（暂时代理）黔江知县，4年后得以正式任命。

翁若梅当上“一把手”后，就碰到黔江大饥荒。他多次请求上司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无奈库存不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随后又捐出个人积蓄，派人到重庆府、夔州府等地购粮赈灾。虽然灾情有所缓解，但毕竟食少人多，饥荒依旧蔓延，灾情难以控制。

“言念斯民有痛，自引咎而已。”翁若梅一想到灾民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深深自责，寝食难安，忧心饥荒如果得不到控制，饿殍枕藉的惨状会随时上演，自己也将成为黔江历史上的罪人。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九月，翁若梅收到福建故友陈世元寄来的一本《金薯传习录》。该书记载了陈世元六世祖陈振龙将红薯由菲律宾引入中国的曲折经历，并详细讲解了红薯的生长特性及种植方法。翁若梅读后，大受启发，如获至宝，发出若推广种植红薯，黔江民众何至于刨蕨、采蒿的感叹。遂召集各里乡长老，责令全县种植红薯，第二年，便喜获丰收，让多数人摆脱了饥荒，还一改传承了数千年的稻粟、荞麦、高粱、豆菽为主的膳食结构，有益于人口增长。

红薯地不择贫沃，易栽种，产量高，生熟皆可食，能充半年米谷，还有滋阴润肺、通便养胃等功效。黔江从此普遍栽种，虽晚于重庆江津（1765年引种），亦属渝东南乃至武陵山区最早引种红薯的地方。后又向周边武隆、酉阳、彭水，湖北咸丰等地推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红薯传入武隆，五十一年（1786年）传入酉阳、彭水。

翁若梅除引种红薯造福民众外，还多方筹资，带头捐款，修缮城墙、学校、三台书院、柳敏祠以及名宦、乡贤、节孝等祠庙，又修建黔江河堤，治理水患，政绩比前代官员都要多。黔江民众曾树碑多处，记述其勋绩，县志中亦有大量记载。

常言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只红薯，让黔江民众永远铭记翁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