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的长子1919年11月在四川成都出生，小名蓉生，从小就深受父母的疼爱。1921年初，卢作孚夫妇携带蓉生到泸州就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任职期间，他邀请川南师范学校校长王德熙和教务主任恽代英，常到家里商谈学校的大事，以及如何以泸州的通俗教育会和学校为基地，继续贯彻发扬五四精神。那时蓉生才1岁多，卢作孚刚给他取了个新名字叫国维。恽代英连声说：“取得好, 取得好！”

国维五六岁时，卢作孚有次带他乘其他公司的船外出办事，途中遇险，船差点沉没。卢作孚焦急万分，一边把国维抱起来递给赶来营救的人，一边说：“不要管我，把孩子救过去！”在1931年5月18日的《嘉陵江日报》上，曾刊登过一封国维写给父亲的信。信中说，学校刚进行了临时测验，“这次算术得九十七分，国语得九十四分。我想着我有这样大的进步，真是无限的快活呢！我每星期五便与你写一封信来，我就好把我每周的成绩和每周的经过告诉你，好吗？”写这封信时，国维不满12岁，正在家乡合川读小学。卢作孚将这封透着稚气的家信送给报纸发表，可见他是何等快乐！

与因家贫只有小学毕业文凭的父亲相比，国维要幸运多了。1936年初中毕业后，他想去著名的上海中学念书，时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卢作孚立刻表示赞同，特地去信民生公司代总经理关照：“卢国维十一日乘民贵，或十二日乘民权，由渝赴申投考学校，应买之船票，请嘱世铨照买之后，通知会计处拨弟账为感。”

国维在上海时，卢作孚每次去上海办事，周末都和他团聚。每次见面都和国维一起回忆小时候的经历，讲有趣的故事。有时卢作孚与工商政界人士聚会，也把国维带去，让他见世面、长见识，并鼓励他上大学学机械工程，对他说机械工程应用广泛，对国家更重要。国维后来考取抗战时迁往重庆的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实现了父亲的心愿。

1943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受命向川、滇、黔三省各大学征调除女生和师范学院外的应届毕业生作译员，经短期英语会话和军事术科训练后分配到中美远征军担任翻译联络工作。中大教育长朱经农在中央大学传达了征调文件后，国维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知道这是一项艰险的工作，却又是报效国家、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故主动报名争取前往。卢作孚夫妇从一开始就支持他去应征。

国维在昆明美军作战参谋部担任前线战报的翻译时，可以直接了解战场实况，对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深感钦佩。他在回忆录中写了一件特别令他自豪的事：日军印支泰马战区司令寺内寿一被关麟徵集团军俘虏后，搜查出来一本日记，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皇军在东南亚战场上可以一个师团对五个印度师或两个英国师，与美国师可一对一，但两个日本师团还难以应付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的一个师。”当时由昆明陆军总部军务处处长冷欣中将送往重庆军委军令部，如今应保存在台北国史馆内。国维的回忆录在《北京观察》刊发时，编者加了一段按语：“文中不但回忆了抗日远征军的浴血奋战，更以被俘的日军战区司令寺内寿一的日记，活生生地证明了中国军队在敌人心目中的顽强战斗力。”

1944年随部队战斗在缅印边界的国维，有一次被派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出差，在那里巧遇转道去美国出席国际通商会议的卢作孚。父子久别重逢，彼此都很兴奋。那时的卢作孚已经在构思战后的中国应该如何建设。他在出发之前写了《战后中国究应如何建设》一文，又名《论中国战后建设》，长达两万多字，详尽描绘了战后中国建设的蓝图，他指出：“战后国家的建设，不仅为了防御可以再来的侵略，防御侵略仅为其消极的目的，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积极的目的。”他恳切地呼吁：“在抗战结束以后，即当开始建设，抗战结束以前，自即日起，即当开始准备。”

抗战结束，卢国维回中央大学办完毕业手续后，参加社会公开招聘，考入民生公司，终生都做的是船舶机械工作。

（作者系卢作孚长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