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卢作孚在重庆江北青草坝选址，兴建了主营船舶修造、兼营机器制造外销的民生机器厂。在此之前，航行川江的客货轮船，无论是大修或中修，都要到武汉、上海才能解决，更不用说自己造船了。民生公司考虑到将来的发展，决定自己建厂。首任厂长陶建中，曾是民生公司第一艘船“民生”轮的经理。1926年夏，他带队到上海接船回重庆，行至三峡著名险滩“洩滩”时，因船小浪急，差点翻船，专程到宜昌接船的卢作孚这时也大惊。陶建中事后回忆：“作孚于皇急中，奔至机舱，令开倒车，大有‘羞见江东父老’之慨。”后有船员急中生智，跳入河心绞滩，才免于遭难。“民生公司之成败，系此须臾”。后来陶建中曾四度出任民生厂厂长，并与之共沉浮。1928年冬，民生机器厂正式开工。不久以后，它便成为重庆乃至四川最大的民营机器厂，抗战期间亦是后方最大的民营机器厂。青草坝也因此而声名远播。

青草坝方圆不过两里地，既无楼堂馆所，也无风景名胜，只是一座普通的丘陵。卢作孚看上这个地方，图的是它所处的位置，方便航行在两江流域的轮船停靠，而且它临近朝天门码头，自然成为了重庆的门户。更主要的是它依山傍水，河滩开阔，便于停泊和修造船只。冬天枯水季节，堆上木墩就能作业；夏天洪水季节，铺上浮筒船坞便可开工。与现代化的大型船厂相比，条件不免简陋，但有了这个舞台，民生公司的修造船业便可大展宏图。青草坝靠山的好处到抗战时期方显现出来。当时的民生机器厂硬是在石头山内凿开了一个可容纳千余人的大山洞，既能躲避空袭，又能坚持生产。

船厂最初成立的时候，只有4台车床，10余个职工。进入上世纪30年代以后，便不断扩大，到全民抗战爆发前，职工已近300人，机器也增加到40多部，包括车、刨、铣、钻，应有尽有。年修船量也从1928年的2艘，增加到1936年的28艘。

民生机器厂的长足发展，与卢作孚统一川江航运，壮大民族航业的发展战略相辅相成。1932年5月“万县惨案”的罪魁祸首——英商太古公司的“万流”轮因触礁沉没，没有一家专业公司能将它打捞出来。卢作孚派出专家对沉船作了仔细考察后，以世人所不敢为的胆略，买下这艘价值60万两白银的大船，并将其打捞上来，拖回民生机器厂大修及加长，改名为“民权”轮。抗战期间，功勋卓著的民生公司船队中就闪耀着“民权”的旗帜。

到公私合营前，民生机器厂一共换了4位厂长。除陶建中累计任职时间最长外，就数在全民抗战时期担任厂长的周茂柏了。周茂柏是武汉机械工业世家周恒顺家族成员，曾留学德国主攻船舶机器制造。全民抗战爆发后，周恒顺机器厂决定迁往重庆。卢作孚得知，立即表态由民生公司负责其运输。后来两家企业合组了“恒顺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周茂柏被卢作孚诚聘为民生机器厂厂长兼该公司经理。全民抗战期间，周茂柏率领全厂职工，奋勇承担了川江绝大多数的船舶维修任务，前后不下1000艘次。不仅修船，还要改造旧船、打捞沉船、建造新船，从1939到1943年就造船19艘，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抗战运输。

鼎盛时期的青草坝可谓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他们不是毕业于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吴淞商船学校等名校，就是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的高手，如负责打捞“万流”轮的领队，就是厂里的工务主任张干霆。到全民抗战时期，民生厂更是敞开大门，接纳了许多至今在航运界还如雷贯耳的技术专家，如叶在馥、吴贻经、郭子桢、叶裕、张文治等。从周茂柏著《抗战第六年之民生机器厂》可知当时该厂福利待遇之一二：“除优给薪资外，并加给生活津贴，食米津贴以及各项奖金特酬”，日常生活“则有消费合作社为之供给米油盐柴炭”，“一切日用品，均拟以廉价供给”；孩子教育，“则有职工子弟学校，免费收纳职工子弟就学”；工厂安全和员工医疗“均有特殊之设备，以达到生活安谧之地步”。在青草坝这个战火中不可多得的温馨家园里，专家和职工们安能不“工作勤奋，乐群敬业”！全民抗战结束后，这支渗透着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现代科学知识的人脉，继续引领着民生厂的高端水平。

（作者系卢作孚长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