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考古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中国考古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直辖以后，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实施，重庆考古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联合全国72支考古队伍，实施了规模宏大、举世瞩目的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为全国重大基本建设文物保护提供了范例，同时加速了我国考古学科和人才队伍的发展。从配合三峡工程建设开展三峡考古，到贯彻一体化保护理念，实现主动考古、后续三峡考古、基建考古均衡发展，几代重庆考古工作者艰辛探索、接续奋斗，深情解读了遍布巴渝大地的“无字地书”，填补了重庆历史文化的主要空白，搭建起重庆考古学科的基本框架，建立了完整的考古学序列，形成了重庆考古鲜明的特色和风格。

1 巫山猿人：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

重庆地区是东亚人类起源、中国南方旧石器工业、新旧石器时代过渡等重要史前考古课题研究的关键区域。龙骨坡遗址是重庆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中最为重要的发现。

龙骨坡遗址位于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该遗址于1984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万县博物馆等组成三峡考察队开展三峡地区古生物化石点考察时被发现。发现以后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以及部分人工制品，尤其是以1985年发掘出土的1件灵长类左下颌骨（CV.939.1）、1986年发掘出土的1枚灵长类上门齿（CV.939.2）为代表的“巫山人”化石使得龙骨坡遗址闻名遐迩，震惊中外。通过古地磁法最初测定化石年代大约为距今201-204万年。龙骨坡遗址及出土的“巫山人”化石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的重要载体，是研究东亚早期人类起源、演化、扩散与适应性生存行为的关键物证。

1996年国务院将“龙骨坡遗址”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巫山大溪遗址：长江文化的明珠

新石器时代晚期，重庆地区相继发展出了玉溪上层文化、玉溪坪文化、中坝文化等本土文化序列，时代涵盖了距今约6300-3700年。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距今6500-5300年，三峡东部、酉水流域则受到来自江汉平原、洞庭湖地区的大溪文化的强烈影响，成为大溪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带。大溪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巫山大溪遗址而命名。由于边缘效应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的独特性，大溪遗址在大溪文化中独树一帜，是重庆境内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大溪遗址位列其中。

大溪遗址位于巫山县城西45公里处，地处瞿塘峡东口长江南岸二级阶地上，面积约1.5万平方米。遗址北临长江，西靠乌云山顶，东面和南面为长江小支流大溪河。1959年，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曾先后两次在此发掘，发现葬式和随葬品独特的墓葬74座。1975年，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第三次进行发掘，发掘墓葬133座，出土大量富有特征的陶、石、玉、骨、蚌器，大溪文化由此正式确立。1994年以后，三峡工程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又进行了多次发掘。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全面发掘，基本厘清了大溪遗址大溪文化的发展进程，及遗址各阶段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发现墓葬近200座，600多座其他遗迹，极大地丰富了大溪文化的内涵。大溪遗址灰坑分布密集，数量众多，分为动物坑、鱼骨坑、器物坑及其他不明功能的灰坑等四类。动物坑以埋葬一副完整狗骨架的狗坑最多，器物坑埋藏器类较为单一，这些都与祭祀有一定的关系，展现了大溪文化独特的丧葬习俗、精神世界、审美意识。

3 忠县中坝遗址：中华五千年通史

中坝遗址位于忠县县城以北6 公里㽏井河两岸的台地上，是重庆境内文化堆积最厚、延续时间最长、遗存类型和数量最丰富的古遗址。中坝遗址从距今约500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间基本没有缺环，涵盖了新石器、商周、汉、六朝、唐宋、明清等多个时期遗存，被誉为“中华五千年通史”。遗址堆积最厚达12.5米，是中国目前所见堆积最为深厚的新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古代遗址。遗址的主体堆积主要由各时期的制盐陶器碎片堆积而成，是东亚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盐业遗址，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被评为199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7 年至2002 年共发掘地层单位2500 多个，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1400 多个，出土陶、石、膏、瓷、铜、铁等各类器物标本约20 万件。此外，还获取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展示了历史上当地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覆盖率高、食物来源充沛的宜居环境。

中坝遗址也是中国已发掘的年代最早的井盐生产遗址。遗址展现了绵延数千年的盐矿资源开发利用与井盐生产工艺的发生、发展及其流变历程，同时也客观反映了盐业生产与遗址兴衰的紧密联系：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发现了中坝盐矿资源后开始在此繁衍生息，逐步形成了以盐业生产为主、渔猎为辅的生产生活模式；夏、商时期，成为地区性盐业生产中心；在西周、春秋、战国、汉代达到盐业生产的鼎盛时期；唐宋以后盐业生产规模缩小，中坝也逐渐衰落。

4 涪陵小田溪墓群：失落的王朝

1954年冬笋坝船棺葬墓群的发掘，引发了巴蜀文化研究的热潮。1972 年以来，涪陵小田溪墓群的发掘，将巴文化研究引向深入。

小田溪墓群位于涪陵区白涛镇乌江左岸的小山坡上。该墓群发现于1972年，出土了战国晚期秦灭巴蜀前后的大量珍贵文物。墓葬规模较大， 随葬品等级较高， 是一处规模巨大、规划有序的大型墓地。结合文献“其先王陵墓在枳”的记载，推测该墓地为巴王及高级贵族的墓地。

小田溪墓群战国时期墓葬最为重要的当属12号墓， 墓室长7.9 米，宽6.1米。棺椁内有两具保存较完整的骨架，墓主头戴铜盔， 除身上放置有多把青铜剑外， 还有20 余件玉璧、璜、佩、串饰等制作精致的玉饰物随葬。随葬品共有200 多件青铜兵器、生活用器、礼器、乐器、车马器，还有70多件陶器、30 余件玉器等。其中，两柄楚式玉具剑颇为少见，其剑身和装饰均用玉石制作，非王侯不可配用。錞于、钲、甬钟等乐器制作精美， 表面都有巴蜀图语。錞于的虎钮制作精细，栩栩如生。

2005-2007年，在与小田溪墓群隔沟相望的陈家嘴遗址发现东周时期房址、道路等遗迹，清理战国晚期至秦代小型土坑竖穴墓46座，主要出土巴文化遗物，并有靴式钺等带有越文化因素的遗物出土。陈家嘴遗址与小田溪墓群间应当存在内在联系。

5 重庆画像石：映射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四川盆地是我国汉代画像的四个集中分布区域之一。重庆地区汉代画像主要见于三类载体：一是画像棺（含崖棺）、鎏金铜棺饰等葬具，极具重庆地方特色；二是画像石、画像砖、崖墓墓壁等墓葬本体；三是石阙、碑刻等地表建筑。

在葬具类中，渝西地区以24具石质画像棺为代表，分布在渝西地区的沙坪坝、璧山、永川、江津等区县。时代集中在东汉中期至晚期，少量晚至蜀汉。三峡库区则为大量装饰于木棺之上的鎏金铜棺饰，分布在从巫山沿长江上溯至丰都地区的沿江地带，尤其以巫山最为集中，是峡江地区汉代画像的独特载体。

作为墓葬本体的画像石、画像砖主要发现于九龙坡、璧山、合川、丰都等地。如2004年发现于九龙坡区陶家镇的东汉砖室墓出土画像砖30方，题材有车马出行、双阙、西王母、日神“羲和”、百戏等。

在地表建筑类中，则主要为石阙、石柱、碑刻等。石阙在重庆境内发现6 处，分别为江北区盘溪无铭阙、忠县丁房阙、忠县无铭阙，以及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忠县邓家沱阙、忠县乌杨阙、万州区武陵阙。石阙上的画像类型多、篇幅大、题材多样，在布局上对称性很强。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求仙迅速发展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重庆地区的汉代画像除少量反映生产生活之外，基本上围绕求仙的主题而设计，其中，神灵西王母居于核心地位。汉代人认为西王母掌管着不死之药，通过画像表现以西王母为核心的求仙过程，在于寓意通过获取不死之药而求仙成功。重庆地区的汉代画像正是汉代人类追求长生不老这一精神世界的实物反映。

6 忠县乌杨将军村墓群：西南地区汉至六朝时期最大的家族墓地

东汉时期，以砖石室墓和崖墓为代表的开通型墓葬快速取代了以土坑墓为代表的封闭型墓葬，反映出两汉之际丧葬观念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的墓地普遍较大且布局有序，很可能为家族墓地或公共墓地。南北朝时期墓葬往往与东汉时期墓葬共处一处墓地，在形制上很难区分，反映出其与东汉在文化上明显的承继关系。这一时期的家族墓地以忠县乌杨将军村墓群最具代表性。

忠县乌杨将军村墓群位于忠县乌杨镇将军村长江右岸的山包（梁）上，由枞树包、将军包、庙二包等13个墓地组成，延绵2公里，时代从两汉延续至六朝。2002-2008年，该墓群发掘清理汉至六朝时期多种形制墓葬257座，出土了陶、石、铜、铁等可复原器物近4000件，另发现蜀汉乌杨阙、刘宋泰始五年石柱、南朝大型石避邪等一批墓地神道旁的重要石刻构件。文献记载忠县有“严、甘、文、杨、杜”豪强大姓，推断乌杨阙可能与严颜有关，泰始五年石柱与晋文立家族有关。这些世家大族的存在与忠县出产盐卤资源并采煎致富有密切联系。

将军村墓群是西南地区目前已发掘的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涉及家族数量最多的汉至六朝时期家族墓群，同时又是墓地材料、地面石刻构件以及文献记载结合最紧密的家族墓群。

7 重庆石窟寺考古：岩石的艺术

重庆地区保存有十分丰富的宗教遗存，特别是佛教考古方面，到唐宋时期，在大足、潼南、合川等地开凿了大量的石窟造像，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据统计，重庆拥有716处石窟寺文化遗产，位居全国第三。千佛寺摩崖造像是其中的佼佼者。该摩崖造像位于潼南区崇龛镇的一处山包上。2011年，因采石发现后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东西长35米、残高4米的石刻造像区域，发现窟龛43个、造像283身、文字题记27则，是一处以晚唐造像为主，时代可早到中唐、晚至明代的摩崖造像遗址。造像题材有阿弥陀佛五十菩萨、菩提双树、菩提瑞像、人形天龙八部、飞天、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十六罗汉等，造型精美、题材多样，发现有“天宝十一年”“开宝三年”“开宝四年”等纪年明确的题记。2021年，在摩崖造像旁边又发掘了明代的寺院建筑基址。千佛寺考古发掘后即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除石窟造像外，以江津石佛寺遗址、潼南塔湾僧人墓群为代表，时代集中于宋至明清时期的寺庙遗址和僧人墓葬为重庆佛教考古增添了十分丰富的内涵。江津石佛寺遗址不仅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精美石刻造像，最为重要的是清理了数座南宋时期规模宏大的寺院殿宇，这是我国南方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寺院遗址。遗址还巧借天然巨石，与寺院建筑规制相融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制，透露出中国古代因地制宜的规划设计思想。

8 重庆涂山窑：泥与火的结晶

重庆涂山窑是我国西南地区宋元时期重要的瓷窑遗址。早在20世纪30年代，葛维汉先生在南岸黄桷垭调查时就已发现，称之为“重庆的建窑遗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共发现黄桷垭窑址群、清溪窑址群、瓷窑里窑址群、盐井窑址群等同类型窑址多达31处，其中经正式发掘的窑址达19处，获得了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

考古资料显示，重庆地区制瓷业整体发展相对缓慢，考古人员曾在合川孙家坝村发现南北朝时期、可能延至隋唐的青瓷窑址。进入两宋，在丰都兴义镇至高家镇间的沿江区域，发现了为数不少的青瓷窑址。上述窑址的产品整体看器型单一，胎质粗糙，制作低劣。重庆制瓷手工业真正勃发于北宋晚期的涂山窑，南宋是涂山窑的盛烧期，其窑址遍布于南岸、巴南、荣昌、合川等众多区域，到元代逐渐衰落。其窑炉为北方常见的马蹄形半倒焰馒头窑；产品以黑釉、白釉瓷器为主，还烧制一定的仿钧釉瓷器；器型主要有碗、盏、盘、碟、罐、壶、器盖、瓶、灯碟等，型式丰富多样，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不同需求。

以往研究认为，重庆涂山窑与福建建窑关系密切，称之为“重庆的建窑遗址”。不过，从窑炉、窑具及产品看，其明显受到南北方窑业技术的影响，是不同窑业技术相互交流、融合的产物。如涂山窑的窑炉技术应源自北方地区的馒头窑。涂山窑发现的窑具如筒形匣钵、垫圈、垫饼、垫托以及白瓷产品等均能在四川地区较早阶段窑业遗存中找到渊源。至于窑具中漏斗形匣钵以及涂山窑较为常见的茶盏、窑变纹花瓣装饰可能受到江西吉州窑、景德镇窑等窑口的影响。

9 宋元（蒙）山城防御体系：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见证

宋元（蒙）山城是南宋末期（约1240-1279年）宋元（蒙）战争期间双方在今天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区修建的一系列军政合一的山城堡寨的总称，山城布局依山控水，借助地理形势构成军事防御体系。据文献记载，分布于重庆的有20余处。自1997年大规模发掘奉节白帝城遗址、2004年开展合川钓鱼城遗址考古工作以来，又相继对渝中重庆城、渝北多功城、万州天生城、忠县皇华城、涪陵龟陵城、南川龙崖城及梁平赤牛城等宋元（蒙）战争山城遗址开展了调查、发掘工作，对宋元（蒙）山城的城墙构筑、防御体系、内部布局等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合川钓鱼城位于合川区东城半岛钓鱼山上，是13世纪的宋元（蒙）战争中川渝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南宋抵御蒙古入侵的重要西线堡垒。该遗址从2004年开始，已连续开展考古工作13次，共发掘古地道、石照县衙、南一字城、九口锅、范家堰、大天池、大草房、薄刀岭、马鞍山、始关门、护国寺、皇宫等12处遗址点，考古发掘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近千处，出土瓷器、陶器、琉璃器、铜器、铁器及石器等遗物万余件。通过对钓鱼城南一字城、九口锅、范家堰等遗址的重点发掘，初步廓清钓鱼城遗址的布局结构、功能格局和兴建演变，并揭露出宋元衙署遗址或戎司驻所，与合州徙治钓鱼城密切相关，进而促进了对钓鱼城“山、水、城”合一的布局结构与大纵深多重防御体系的全新认识，为钓鱼城大遗址保护利用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渝中重庆城地处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为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兼重庆知府彭大雅主持修筑，淳祐二年（1242年）至祥兴元年（1278年）为四川制置司所在地，是川渝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为了摸清重庆古城的城垣布局、历史沿革和保存现状等问题，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于2010-2012年发掘老鼓楼衙署遗址；2014-2015年发掘太平门遗址；2015-2016年发掘朝天门城墙遗址；2019年发掘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台建筑基址南区。2015年，对重庆城垣开展了专项调查工作，基本廓清了重庆城垣的布局结构、形制特征与演变沿革情况。

奉节白帝城遗址共发掘瞿塘关、上关、白帝城、大北门、小北门、马道子、子阳城、陈家包、圆通寺等遗址点，清理战国至明清时期各类遗迹400余处，出土陶器、瓷器、铜器、铁器及石器等遗物数千件。历经多年工作，建立了由战国至明清发展演变的完整序列，基本廓清了宋代白帝城的城防体系，确认了明代瞿塘卫右千户所公署建筑群的空间范围，获取了宋元战争时期冷热兵器共存的重要实物证据，填补了我国南宋火药与火器共存发现的考古空白。

10 重庆冶锌遗址群：最后征服的金属

重庆地区的冶金考古以冶锌考古收获最为丰硕。重庆冶锌遗址群目前共发现近40处，集中分布在长江干流、乌江下游及七曜山三大区域。结合遗址中出土瓷器、地层关系及碳十四检测数据等判断，长江两岸台地遗址年代为明代中、晚期，七曜山片区、乌江下游台地遗址年代为清代早、中期。

锌被称为古代冶金历史上被人类最后驯服的大宗金属，对冶炼技术要求极高。其冶炼过程、冶炼炉的形制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忠县临江二队遗址清理了4座保存十分完整的明代冶炼炉，并发现有至少16个冶炼场，体现了当时宏大的生产规模和集中、统一的生产管理。传统认为，我国单质锌冶炼年代为明代晚期，并在清代进行大规模生产。忠县临江二队等遗址的发现表明，重庆是我国最早开展单质锌冶炼的地区，时代不晚于明代中期。从工艺看，重庆地区率先掌握了下火上凝式冶锌工艺，其产生年代仅次于印度的上火下凝式工艺，极大地解决了近古世界铜料不足的问题，是重庆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贡献的典型代表。

重庆拥有种类齐全的矿产资源，尤其是有色金属资源极为丰富。同时，还拥有丰富的地下卤水资源。冶金和制盐业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最为重要，也足以影响全国的支柱产业。重庆地区以冶金考古、盐业考古、陶瓷考古等研究领域为代表的古代产业考古，不断拓展研究方向，深入挖掘内涵，取得了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都富有特色的成就。

涪陵小田溪墓群A区2021年发掘区

江津石佛寺遗址建筑基址区全景图

合川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

奉节白帝城遗址出土铁火雷

忠县临江二队炼锌遗址4号冶炼炉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