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春到1945年春，在中共中央的整体部署下，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结合国统区复杂残酷的特殊环境，积极慎重地进行了一系列整风运动。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当时在“红色三岩”（红岩村、曾家岩、虎头岩）的党员干部在关于怎样看待当前形势、革命理论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党在国统区的斗争策略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并发生了激烈争论。

1943年秋至1944年春，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一些同志以歌德在《浮士德》中的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作为论据，发表了一些片面错误的言论。

这些错误言论并不是无端产生，曾任南方局经济组组长和《群众》周刊总编辑的许涤新后来回忆分析，“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当时正是第三国际解散之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活动更加疯狂起来了。他们践踏人权，草菅人命，正如李少石同志的诗中所说：‘万千逻卒猎街衢，偶语宁辞杀不辜？’”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同志的情绪不免悲观或急躁起来。他们认为谈理论没有用，应该行动起来。他们不止突出生活、突出行动而贬低理论，甚至脱离了党的组织原则，背离了党中央当时规定的“荫蔽精干”的正确方针，不恰当地借用鲁迅的“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这几句话，要求每一个进步分子，甚至每一个处在秘密状态中的共产党员，都行动起来，都要无所顾忌地敢说、敢笑、敢骂。

甚至一位同志说道：要做到敢骂、敢笑，那就不仅要有充分的人性，还需要有些兽性。有了兽性，不但敢骂、敢笑，而且敢叫、敢吼。

他们不但在内部散布这种错误言论，而且还发表了一些违背党中央的组织原则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潘梓年、章汉夫、华岗、石西民等这些对此持不同意见并同这种错误言论争论的人，都被称之为教条主义。

这场激烈的思想争论，在红色三岩持续了好几个月。此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经常出席这种争论的会议，冷静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

1944年夏秋之际，董必武代表南方局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次长达4个小时的总结发言，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无视客观现实，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错误言论。董必武在讲话中告诉大家，理论同生活（实践）是不能脱节的。理论如果脱离实践（生活）就会变成失去生命力的教条；而离开理论的实践（生活)也一定会迷失方向，会走到“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

董必武引用列宁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指出我们怎能片面地把理论说成灰色的东西呢？把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用实践，用生活，去否定理论，这不是形而上学是什么呢？

董必武又指出，国民党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使用特务的网罗，对国统区人民进行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残酷统治。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这种反动统治，只有因事制宜，通过阶级斗争的各种方式才能打败它。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国民党的特务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我们的地下组织，寻找我们的秘密党员，寻找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分子，怎能让我们的同志和朋友随随便便地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呢？敢说、敢骂、敢叫、敢吼，固然痛快，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种痛快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难道可以把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为这种痛快的牺牲品吗？我们的隐蔽埋伏，正是为了积蓄更大的力量，以便抗日战争取得更大的胜利，以便对付反动派的突然事变。

当时参会整风的人员听完董必武的这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后都恍然大悟，心服口服。许涤新更是印象深刻，后来在《到老犹磅礴——忆董老》一文中说：“董老的深刻分析，大大地提高了同志们的认识，认识那种错误言论的谬误，认识那种谬误的严重性。可惜的是，他的这一篇总结发言，没有保存下来。”

当时董必武对报馆人员开展的整风批评还有很多，都取得了“实事求是，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科学硕果”。曾但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的夏衍在回忆《新华日报》“小整风”时说：“这次小整风批评是坦率、尖锐的，但并没有什么残酷的斗争”“当时主持整风的董老坚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则”“我们这几个人都作了自我批评，但并不觉得因此而背上包袱”。